权利归位、意思自治与社会转型——对治安调解行为的一个法社会学观察.docVIP

权利归位、意思自治与社会转型 ——对治安调解行为的一个法社会学观察 摘要：治安调解制度的施行，使得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中的可行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理论上，该制度的施行，正确区分了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的界限，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实践中相对人却对公安机关产生了误解。此冲突的产生，属于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需要在磨合中逐渐实现对接。 关键词：治安调解 行政权力 民事权力 意思自治 社会转型 问题的提出 2004年1月1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造成轻微伤害的因民间纠纷造成他人财物损毁，情节轻微的其他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1]的影响，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到法院打官司，只是认准了公安机关，坚持要公安机关处理。如果公安机关坚持按程序规定办理，其本身合乎法律规范和法治原则的行为，却由于当事人之间矛盾纠纷不能得以及时处理，常常会使小的治安案件转化为大的恶性案件，当事人反过来又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这种局面或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公安机关在此困境中该何去何从？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法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二、权利归位与意思自治——治安调解的界限与作为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这一部规章的出台，其目的大致有三项：其一，一定意义上它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太注重保护相对人的权利，而《行政处罚法》出台之后又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程序部分的内容的背景下出笼的，因此是为了解决行政处罚法的具体落实问题。其二，由于《行政强制法》立法的搁浅，需要把一些行政强制措施放在此规定里面，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中涉及到的相关强制措施的问题进行规范。其三，统一公安机关所有执法部门的程序。不难看出，该规章出台的根本性目的之一在于保护公民权利。为此，作为一部专门规范公安行政行为程序的部门规章，该规定进行了许多制度设计，譬如其中的治安调解。作为一种国际性的制度，治安调解已经在许多国家实行。就我国而言，有学者认为，治安调解制度的出台一般基于以下考虑：首先，用治安调解来代替治安处罚对轻微的民间纠纷进行处理，有利于化解邻里矛盾、协调邻里关系，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其次，由于中国复杂的人情世故等传统因素，民间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往往难以查清，而且所需成本太高，采用治安调解的方式，可以节约执法成本，提高公安行政效率。应该说，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如果从法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析显然还不够深刻。其实，作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所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定，从权利保护和权利处分的进路来对之进行分析，或许会有更大的法理价值。 从行为的性质来看，治安处罚行为属于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权力的治安处罚权也是公权力中的一种。与私权利比较，公权力的基本特征就是不能随意处分，其中自然也包括不能随意放弃。因此，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从法理上而言，公安机关必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相应的处罚。然而，从权力行使的效果来看，如果国家公权力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分轻重，事无巨细的都进行强制性调控，那么非但起不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反而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为此，把一些不涉及国家治理秩序的、对公共秩序造成较小危害的行为纳入治安调解的范围，既可以避免国家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也利于当事人处分自己的相应权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造成轻微伤害的因民间纠纷造成他人财物损毁，情节轻微的其他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2]，而不是非得想让对方受到多严重的处罚，更不是借着治安处罚之机，向对方索要赔偿。在这种情形下，公安机关还非得“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把当事人不想要的民事赔偿部分强制性地收缴并转交，在法理上而言显然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是民法上的根本原则，被民法学者奉之为“帝王条款”。对意思自治的侵犯，就是对公民民事处分权的侵犯，一定程度了而言就是国家行政权过强过大，不正当地侵入民事领域的表现。 因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的治安调解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把轻微的治安案件本着相对人自愿合法、公正、自愿、及时的原则，注重教育和疏导，化解矛盾[3]。由此导致的结果即是法学精英们在理论世界里精心编织自己的网络，而社会民众却在实践的世界中自行其是，置法学精英们的理论于不顾。就治安调解制度而论，一方面，《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通过对《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的修正，把理论上更合理的制度设计吸收进来，从立法技术和立法质量上而言，显然是立法上的进步。而社会民众对于此项先进的制度设计却褒贬不一，甚至在实践中多有误解。有的公民要求公安机关介入到本该属于自己行使和处分的民事权利当中，使公安机关陷于两难境地。 其实，在法治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现象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