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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译者在政治文献翻译中干预 　　摘　要:政治文献的翻译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最新国情和发展动态的来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亦步亦趋容易造成“中式英语”现象。因此,译者应当从词汇和句法层面上对政治文献的翻译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从而有助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进而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 　　关键词:政治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干预 　　 　　中图分类号:H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22-02 　　 　　引言 　　 　　德国翻译理论家卡塔琳娜?赖斯借用布勒关于语言功能的三分法,将这三种功能与其相对应的语言维度、文本类型和各自的交际环境联系起来,进而把各种文本归纳成四种类型:信息性文本、表情性文本、操作性文本以及视听类,并提出“不同类型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思想。信息性文本主要是指交流单纯信息,知识和观点,交际中的焦点是信息或者主题,其翻译应当由目标语言和文化的主流规范所决定。政治文献旨在阐明论点,展开论述,从交际目的层面上属于信息性文本。政治文献包括领袖文献、党政文献、报刊社论和工作报告等。政治文献的准确翻译有助于世界各国正确理解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然而,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过度拘泥于原文的“中式英语”现象普遍,这是由于译者没有以目标读者为取向,不敢进行有效干预所致,本文拟以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以功能主义为关照探讨译者在政治文献翻译中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及具体策略。 　　 　　一、《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式英语现象 　　 　　《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翻译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国情和政策主张的权威信息来源,需要反复斟酌从而确保精准。然而,“由于中国与英语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形态的不同以及中国人与英语国家人们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汉译英易产生‘中式英语’,就像英译汉易产生‘洋腔洋调’一样”,像报告这样的政治性文件的汉英翻译尤其容易产生“中式英语”,即中文特色的英语。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特色新词汇、新???组、新提法层出不穷。随着新事物不断涌现,新方针、新政策不断出台,每个时期又会出现新的词汇,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难以在英语词典中找到相对应的词,翻译起来容易具有“中式英语”的味道。例如“家电下乡”,翻译成“theprograms for brining home appliances,agricultural machinery,and automobiles and motorbikes to the countryside,用bring tothe countryside”翻译“下乡”,只是表达出“带到农村”这个行为,在语义上并没有完全传达出该政策的实质,即国家对农民购买纳入补贴范围内的家电产品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从而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其次,报告在句式上采用复杂长句,句子结构单一,多用并列排比句,连接成分不多,层次不够明显,无主句比比皆是。这是因为汉语“意合”重于“形合”,即“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联系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而英语“形合”重于“意合”,“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显示句法关系,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因而,无论是在句子级还是在语段级,“英语的形式接应手段都比汉语多”。最后,报告中的词语重复率高,例如,在2009年的报告中,“建设”一词出现了87次,“发展”一词出现了145次,“加强”一词出现了71次。用词单调重复,经常在一句话或者相连的几句话里使用相同的谓语动词,容易产生冗余累赘的中式英语,单调乏味,降低译本的可读性,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 　　 　　二、译者的干预 　　 　　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马虎,但是这并不代表译者在翻译报告的过程中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相反,译者的积极有效干预可以帮助解决报告翻译中出现的“中式英语”问题。勒菲弗尔认为,译者的意识形态以及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都对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译者必然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模式,在某种明确的再创造动机下,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能动的阐释和建构。 　　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J.维米尔在与赖斯合著的《通用理论基础》一书中引入了目的论,提出将目光投向译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需要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才能产生满足需要的译文。目的论规定译者必须有意识地按照与预期目的语文本相关的原则进行翻译,而这种原则须依照具体情况而定,因而翻译策略也就具有了多样性,译者也便有了选择的可能。作为跨文化传播和译文产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