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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价值认同现代价值困境 　　摘要：转型期的中国不但经历着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主流价值重构、认同过程的无序与冲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体系、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诉求、市场经济转型后引入的西式价值规范，在社会变迁和时代话语的冲击下呈现出尴尬的价值残片化趋向；传统与现代、异域与本土以及社会内部诸结构之间诸价值观念的遭遇带给多元价值时代更为复杂剧烈的冲突；价值传播文化模式的转变使得主流价值宣传播讲和认同接受变得更为困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认同的困境所在。传统根性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开放、包容的价值平台与交流、对话性的价值传播文化模式的构建，将是形成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主流价值认同文化氛围的可能性路径。 　　 　　关键词：主流价值认同；价值困境；价值残片化；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19） 　　 　　作者简介：刘怀光（1964），男，河南许昌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雅琪（1988），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出巨变社会典型的价值认同的无序与冲突。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模式的改变与混乱，使得“主流价值”的重构与认同成为焦点性问题之一。价值混乱的焦虑、价值重建的应然性分析、主流价值体系的系统构建、价值建构的路径探寻等都受到学术与政治的关注。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冲突与混乱的困境中。学者们以“道德滑坡”或“爬坡”来描述这一困境，并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探寻其根源，却恰恰忽略了这一困境中价值体系的内在问题。诸种价值的残片化、多元价值的冲突、现代文化模式下价值认同方式的嬗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认同的真正的困境所在。 　　一、诸价值的残片化：亲情伦理、集体主义与西式规范 　　 “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些概念构架的诸片断”，“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尽管道德的完整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碎片且部分被毁，但道德的语言与现象却持续存在着。”[1](P2)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如是描述着西方道德及其理论“残片化”的危机状态。转型时空下，中国诸伦理价值所显现出的种种不适正与麦金太尔“残片化”状态的表述相契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超越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或许还有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取替计划经济，文化价值规范出现种种不适，诸文化价值的诸片断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陷入严重的“价值迷失”境地，是导致当前主流价值认同困境的原因之一。 　　 亲情伦理在中国社会一直发挥着道德规范的根性作用。中国伦理家庭血缘的特殊地位奠定了亲情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生活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中国人追寻的美德便是在家庭血亲关系基础上的“亲亲”美德。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家国同构”，家庭伦理“亲亲”原则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道德整合规范作用。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村共同体逐渐消亡（家族沦落）、乡村生活日益边缘化，人们公共生活领域呈现扩大化趋势。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展必然需要与之相契合的公共道德要求和伦理价值规范，但是，作为传统承载者的我们仍然擅长通过“亲亲”甚至是“拟亲情化”的方式调节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挥舞着传统亲情伦理的残简断片做人行事。显然，这种“拟亲情化”并不能如愿以偿，它在现代广阔的新型公共生活中显得捉襟见肘。亲情伦理的诸德性要求作为传统文化的惯性要求，仍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语言符号。但是，这一语言符号发挥功能的历史语境已经蜕变，其整体意义也已丧失，但它仍然以片段的方式参与到转型时期诸价值语言的协调与竞争之中。 　　 集体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伦理的最高原则。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集体管理体制。作为维系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文化因素，集体主义价值观发挥着社会的文化整合功能。集体或单位，作为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的结合体，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且承担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服务职能。单位与个人互依互济的关系造就了个人与集体融合统一的“螺丝钉”精神，使得整体主义、群体和社会价值处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导致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转变。其集中体现是个人主体性的增强，整体性的生存方式被替代。原来意义上的“单位”或集体日益瓦解，生活领域与工作领域日益分裂，个人、家庭原子化，个性至上、效率优先等新型原则冲击着既有的价值理念；公司“雇佣――契约”关系替代单位“身份――隶属”关系；企业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