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儒好古情结说起.docVIP

从清儒好古情结说起 　　传统文人兼有“学问”和“性情”的特征，到了现代社会，这两个特征分别朝着“学术”和“艺术”的方向不断细化，于是传统文人的角色“异化”成了当今的职业学者和职业艺术家。文人特征的异化提高了学术和艺术的生产效率，而与此同时，学问和性情的剥离造成了学术和艺术的壁垒，这种壁垒削弱了学术的审美性和艺术的文化性。 　　这两学期上古音学课，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古音学家们对语音演变的认识是大不同于当今学者的。我们知道，语音是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的，明末陈第在其《毛诗古音考》中最先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语音历史演变的观点，研究古音的清儒们基本继承了这个观点。而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对语音的历史演变有了客观认识，但是这种演变却被他们定性为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持此种观点的最典型的就是顾炎武。他虽然极力推重陈第，但是他又同时认为，语音之所以演变，是因为后来的各种韵书发生了错讹谬误，误导了人们的语音，使之背离了上古的“本音”。他作《唐韵正》，就是要纠正韵书的那些谬误，他甚至还天真的希望将来有朝一日人们的语音会进而恢复到他心目中的“古本音”的面貌――这岂不是与“势所必至”明显矛盾的么?《四库总目》批评《唐韵正》说：“声随世移，是‘变’非‘误’。概名曰‘正’，于义未协，是则炎武泥古之过，其偏亦不可不知也。”这是很允当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乾嘉学者们(比如段玉裁、江有诰等)却还是和顾炎武一样，仍然坚持把那些“变”都看成“误”。可见，这种是古非今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可谓根深蒂固，这便足以映射出当时文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好古。而好古太甚，就难免有“泥古之过”了。 　　清儒们的好古情结使得他们的著作大都带有复古的气味。与此相类，我们可以发现，清代以前的著作，不管有多么“学术”，它们也同样有作者的一些个人感情在里面。于是，不同时代的学术，就会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气质。如果拿今天的学术规范来衡量古人的学术著作，我们将会发现其中大部分将会是“不合规范”的，而这种“不合”，其实远不止于各种表面上的格式。 　　在今天，作为学者，其基本立场就是价值中立：对于研究对象不能表现出任何个人的好恶和偏见，也就是说，不可以做出“价值评判”――而清儒们的是古非今的态度，则是明显违背这一原则的。事实上，好古情结作为一种个人感情，其本身很难说是什么错误，但以我们今天的学术规范来看，既然属于个人感情，那么它就不该带入学术著作。或许陈寅恪先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陈先生做学问，始终带有学者的自觉(这多少有别于传统文人)，比如他当年选择研究隋唐史而不是清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自己对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这就使得他在面对清史时很难排除个人感情。 　　而古人做学问，则未必就是站在这样的基本立场――相比于“不折不扣”的“学者”，古人们大概更是倾向于以“文人”的身份来从事著述的。陈平原老师说：“作为文人，学问和性情缺一不可。”“文人”所能多出于职业学者的，其实就在于他的“性情”。“性情”体现在文字中的，就是作者个人的情怀与趣味。古人既然是以“文人”的身份来著述，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刻意把自己的性情排斥在文字之外了。 　　到了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同时属于“文人”的“学问”和“性情”这两个特质开始逐渐剥离了开来：“学问”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学术”，专属于职业学者，而“性情”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艺术”，专属于职业艺术家。于是，我们看到，旧日的“文人”形象到了今天基本分化成了各司其职的知识分子、作家、诗人、书画家，等等。可以说，伴随着这种分化，文人阶层到了现代社会已经基本消解掉了――虽说也不排除还残存着数得清的那么几位“完整意义”上的“文人”，但很明显，他们在现代已经不构成一个阶层。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社会分工的细化进而带来的是人的“异化”。人们只是不断重复着简单机械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只不过是社会生产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每个个人都变成了机器中的零件，就像卓别林在其《摩登时代》中所比喻的那样。将文人特征的割裂与社会分工的细化进行比照，我们将不难发现二者的同步性与相似性――可以说，“文人”形象向“纯学问”和“纯艺术”的细化，其实是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领域的一种“异化”现象：“学术异化”和“艺术异化”。拿“艺术异化”来说，原来专属于文人阶层的艺术形式――比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所谓“文人书法”与“文人画”――开始逐渐式微了，转而被那些职业书家画家群体所取代(所以在说到传统的书法绘画时，有必要专门在前面冠以“文人”的称谓，以区别于今日的“书家书法”和“画家绘画”)。再比如文学，传统社会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文人阶层，而今日则是职业作家和职业诗人。同样的，所谓“学术异化”，其实就是由“文人学术”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