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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立法中缺陷及其完善 　　 酝酿多时的《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终以高票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获得通过。该法将劳动者权益保障放在首位，在制度设计上向保障职业病患者的权益方面倾斜，但仍然存在瑕疵，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分析其不足之处，并借鉴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的立法经验，以便于其今后的进一步完善，颇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权益保障；职业病救济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６０－０６ 　　姚秀兰（１９６５―），女，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内地职业病危害也日趋严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数千亿元计。职业病的防治与救济事关持续发展、和谐稳定大局，也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以及人权状况的改善。我国内地近年来建构了职业病防治与救济法律体系，２０１１年又对职业病防治与救济的基本法律――《职业病防治法》进行了新的修正。该次修正可圈可点，有很大的进步性，但也不是尽善尽美，文本上还是有可商榷的地方。 　　 　　一、新《职业病防治法》背景、思路 　　自市场经济发展以来，我国内地成为制造业大国，工业生产事故频发，职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除显性的工业伤亡个案数量逐渐增多外，隐性的职业病也日渐成为影响劳动者健康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我国内地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１６００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超过２亿人。尘肺病人实际发生病例数不少于１００万人。[１]在如此频发的职业病灾害面前，我国内地于２００２年先后颁布实施了《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以及２００８年新《劳动合同法》，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从职业病防治到生产安全监管、劳动合同保护的法律体系。但这个法律体系对工伤及职业病的救护与赔偿显得比较局促，尤其是在对职业病的救护与赔偿方面，法律救济之困境，使职业病的诊断与鉴定缺乏公信力，以致２００９年河南郑州发生“开胸验肺”事件。抑或即使被确认了职业病，但患者在漫长的求偿过程中因贻误了最佳救治时机而断送生命。如重庆万州大梧村７个村民在温州打工，患上矽肺病，被辞退回家，在随后５年的司法维权拉锯战中，７人中已有５人陆续离开人世。[２] 　　因此，我国内地将已实施９年的《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为“旧法”）的修改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了。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这次修改的总体思路是，“通过适度制度倾斜，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保护职业病患者的合法权益”[３]。 　　为此，修正案首先在第一章总则中进一步明确了职业病防治机制。其不仅将职业病患病群体扩大到所有用人单位，还将非物质接触类因素导致的职业疾病纳入职业病范畴，扩大了职业病目录；并规定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调整并公布；建立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与此同时修正案也明确规定建立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机制。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用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都要对本单位的职业病危害及防治负责；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其次，修正案进一步强调工会组织在职业病防治与救济中的作用。其规定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对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时，有权要求采取防护措施，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采取强制性措施；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时，有权参与事故调查处理，以保护职业病患者的权益。 　　再次，在程序上修正案也作了有益于保障职业病患者权益的修正。譬如，修正案要求向社会公告行政区域内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对职业病诊断、鉴定资料有争议以及与职业病相关的劳动争议，职业病患者均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也可向法院起诉；在举证责任上，做出了有利于职业病患者的规定，在确认职业病患者劳动关系的仲裁中，用人单位在仲裁庭指定期限内不提供与争议事项有关证据的，将承担不利后果；在解决与职业病相关的劳动保护争议的仲裁中，病人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明确、用人单位不提供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的，仲裁庭应当支持职业病患者的主张。 　　更为重要的是，修正案明确了在争议诉讼期间，诉讼不影响职业病患者的治疗费用，按照职业病待遇规定的途径支付。对于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修正案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对这部分病人给予医疗救助，确保有赔偿主体和无赔偿主体的职业病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