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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后官员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公众关注，他们的任意复出、悄然复出、带病复出、低位复出、异地复出等诸多情形更是饱受诟病。学界和公众因此而质疑问责的真正效果。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问责制意味着退出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被问责官员的政治生涯或中断或终止，中断的尚能再续，而终止的又当如何重新选择其职业取向?从职业发展角度思考问责后官员的复出问题，或许是破除官员问责制实施瓶颈的一个切入点。 　　一、问责后官员的责任类别与复出取向 　　问责后官员能否复出，不可一概而论，应该按照被问责的原因加以具体考量，实施有条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复出机制。 　　一般按照问责的原因，可以将问责分为道德问责、政治问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道义问责等类别。对于严重违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准则的、有道德品质瑕疵的官员，问责后不宜复出。对于“具有决策权、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及主管领导，因乱决策、独断专行、决策自利、决策失误、买官卖官跑官等损害国家、地区、部门或民众利益的，必须进行政治问责、“集体问责”，将其转到辅助、参谋、咨询类岗位，降级续用。对于因职责、职位责任履行不当而承担行政责任的，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监管不力造成重大事故，行政行为不当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行政和司法救济不及时造成公众利益受损事件等，首先进行行政问责，同时伴以道德和政治问责，继而根据问责事由(问题)、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社会负面影响程度、经济损失大小等因素综合考量，决定是否可以复出，是异地异岗复出还是同级降级复出等具体方案。对于因渎职侵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腐败事件而承担法律责任的被问责官员，必须“削职为民、永不录用”，以示问责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对于承担领导责任、间接责任而当了“替罪羊”的官员，严格说来承担的是形式责任而不是实质责任。这种责任与政治责任、道德责??和法律责任有着根本区别，在其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甚至免职之后，不妨平级异地复出。这种问责本身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惩戒性，在给公众一个交代(公示和绩效评估)后可以继续其政治生涯。 　　而对于那些终止了政治职业生涯的官员，问责后如何重新选择其职业取向，我国尚无明文规定。对此应具体细分，并从理念、道德、知识、能力和工作业绩等方面评估其是否具有重新任用的价值。 　　二、问责后官员的分类复出与职业选择 　　对于问责官员，根据其承担的责任类别，决定复出与否。对于不能复出的官员，意味着政治职业生涯的终止，需要进行职业生涯的再设计，在多元化多通道发展模型中选择最适合的职业发展路径，并快速准确定位职业目标。 　　美国著名职业指导专家埃德加?H?施恩(Edgar.H.Sehein)教授提出了职业锚(Career Anchors)理论，他提出的8种职业锚：技术，职能型、管理型、自主／独立型、安全，稳定型、创业型、服务型、挑战型、生活型，反映出不同职业价值观。这种理论也可以应用到不能复出的官员的后续职业发展选择上。 　　具有技术，职能型“锚定”倾向的官员，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保证其在既定的技术／职能领域发展的职业。比如学术型官员，不再复出后，可以继续到高校、研究机构继续工作，发挥才干。 　　具有管理型“锚定”倾向的官员，倾心于全面管理，独当一面，具有超强的分析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情感能力的优势组合，可以到合适的企事业单位继续从事管理咨询、管理沟通等工作。 　　具有自主／独立型“锚定”倾向的官员，追求在工作中享有自由，最大限度地摆脱组织的限制和制约。对于这类官员，只要其职业和行为不与原有职业密切相关或有违于国家法律，就给予其充分的择业自由。 　　具有安全，稳定型“锚定”倾向的官员，追求安全、稳定的职业前途，对组织有较强的依赖，其职业生涯的开发与发展多有限制。对此，可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保人手，解除其后顾之忧。 　　具有创造型“锚定”倾向的官员，具有强烈的创造需求和欲望，意志坚定、勇于冒险，挫折耐受力强，要求有自主权和管理能力。对这类“异质”型官员不妨让其重新创业。但从事的行业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需与原有职位无相关性或有相关性但时间间隔数年以上。一些原先经商的官员在政治职业生涯终止后可以采用此“职业锚”。 　　具有服务型“锚定”倾向的官员，致力于追求其认可的核心价值，这类官员不妨加入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社会中介组织、自治组织，继续参与公共服务(产品)或准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过程。 　　具有挑战型“锚定”倾向的官员，喜欢解决看上去无法解决的问题，战胜强硬的对手，克服无法克服的困难障碍等。如果问责官员属于这个类型，那么，在某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