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全球化时代“世界精神”.docVIP

跨国公司全球化时代“世界精神” 　　新“世界精神”的成长史 　　1821年，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各种具体理念，即各种民族精神，在绝对的普遍性这一具体理念中，即在世界精神中，具有它们的真理和规定；它们侍立在世界精神王座的周围，作为它的现实化的执行者和它庄严的见证和饰物出现。”黑格尔寄希望于民族精神的承担者――民族国家通过在世界舞台上持续不断的争斗和自我展现来丰富世界精神的内涵，诠释世界精神的内蕴，推动人类历史向绝对精神的光辉顶点迈进。然而，20世纪后半叶以降，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着人类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 　　如今“世界精神王座”周围的侍立者正在悄然改变，经济全球化时代舞台的主角既不是号称“新罗马帝国”的美国，也未必是任何一个正待崛起的大国――“大国崛起”的政治传奇正悄然被“资本疯狂的逻辑”取代！跨国金融集团的圆桌会议与联合国巨大的议事厅究竟哪个在主宰着世界，这是颇费踌躇的选择；而资本曼陀罗上的舞者跨国公司更是长袖善舞，它们以惊人的资源调配能力，巨大的资本运作和全新的塑造认同的机制重新书写着历史。 　　跨国公司的历史可以远溯到中世纪在佛罗伦萨设立的像佩鲁齐（Peruzzi）这样的“超级公司”。这类公司遍及欧洲，它不仅从事贸易，而且还将从佛兰德进口的布料在佛罗伦萨制成成品。其内部组织体现为合作伙伴分散在欧洲主要城市，并维持一个遍及各地的通信网。然而，这种“超级公司”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无法与现代跨国公司媲美，只能算作跨国公司的萌芽形态。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逐步形成，在16~18世纪形成了一系列跨洲的大贸易公司，著名的是设立在欧亚之间的东印度公司、北美和哈德逊湾公司及大英皇家非洲公司。这些公司是受到国家资助，具有半政府、半商业性的特许股份公司，它们从国家那里获得特定地域和特定领域的经营特许权，在商业运营的同时承担起行政管理甚至军事征服的职能。“一边是欧洲使用和控制暴力的先进技术，一边是当地人力资源的大规模利用，公司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荷兰、英国与法国的特许股份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是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初期诸国为争取进入核心区进行斗争的一个历史缩影。但是，与国家主义相伴生的这种公司模式也带来了资源过度利用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种种问题，“仗剑经商”者往往依靠“仗剑”的特权来加重自身的腐败，结果“胜利和获取胜利的手段都成为烦恼的源泉”，这导致特许股份公司体系最终被自由贸易体系所取代。 　　在19世纪，代替特许股份公司体系而兴起的是家族商业体系，它们以“利润”和“生计”关系的转换为基础，逐步摆脱国家权力对商业运作的控制，转而借助社会权力基础来维持商业的大规模扩张。但英国式的家族商业体系很快便面临激烈的竞争，“需求的真空被不断地填满，资本主义企业最终暴露在竞争的寒风中”。1873~1896年的大萧条成为企业间关系的转折点，它使19世纪的家族资本主义向三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受自由贸易理念影响的英国式的家族资本主义，这种家族资本主义为了适应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激烈竞争，逐步转向为纵向合并、官僚化管理的多国公司体系。但既有经营模式的限制以及国家力量的消长，使这种企业转型很快为德美所超越；第二个方向是德国以横向合并为主要方式的法人资本主义，即通过联合或兼并企业进行聚变，用同样的投入来为同样的市场制造同样的产出，这种组织模式的好处在于能够克服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提高公司本身的规模和组织能力，但坏处是一方面造成巨大的行业垄断，窒息行业内部的竞争，一方面推行横向合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跨国交易上；第三个方向是美国以纵向一体为主要方式的法人资本主义，即企业运作与其供应者和消费者的聚变，以便确保“上游”的初级产品供应和“下游”最终消费品的出口，这意味着在全球形成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巨大的生产链条，它克服了横向合并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和组织负担，而是将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整合进入了一个有秩序的公司网络之中，在资源的移动中削减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消除交易不确定性。这种巨大的优势使美国式的法人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兴起，而现代跨国公司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现代跨国公司是功能分化社会的产物，它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超级公司”、16~18世纪的特许股份公司、19世纪英国式的家族资本主义企业、20世纪德国横向合并的法人资本主义企业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它既不像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超级公司”那样建立在商人行会作为身份纽带的基础上，也不像16~18世纪的特许股份公司那样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与19世纪英国式的家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差别在于，19世纪的家族资本主义企业，亲属关系是商业的基础，而跨国公司则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股权关系基础之上；它与20世纪那种横向兼并的企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