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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体诗语言形式及其文化特征 　　诗歌是人类最初的文学体裁。诗歌的语言是一切文学作品中最凝练、最优美、最富有音乐感的语言，能给欣赏者带来蕴藉隽永、无限丰富的美感。同时，“诗歌是一种与语言的特点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形式。”[1]近体诗以其特有的音韵、节奏、视觉等整体的形式感深入到语言内部，与汉民族语言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语言殿堂内熠熠生辉的宝石。因而，近体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文学样式，它是汉民族语言的坚强堡垒，同时也凝聚和寄托了绵长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感。 　　 　　一、近体诗的语言形式美 　　 　　在诗句的长短和结构组合上，近体诗首先体现出一种简约凝练、自由灵动的气质。我国古典诗歌的体式最先成熟于以《诗经》为代表的比较简短、朴素的民歌体，诗篇一般是以四言句式为定格的抒情短章，至屈原“楚辞”作品的出现，则一般采用六字句式。而近体诗则是以五言、七言的形式以及严整的格律使语言的形式美得到无以复加的张扬，因而五七言便成为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基本形式。然而，“形式和内容是一对矛盾，二者只有达到完美的统一才能突出事物的美。”[2]由于受字数的限制，以简约的语言形式去表现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情感，使得诗人在经营意象方面具有明显的跳跃性和灵活性，反映在语言层面上，就是诗家语的灵活性，它可以省略、改变词性、颠倒语序、制造主语谓语矛盾等，从而借助突出的意象来写意传神。像刘禹锡的“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等，无不通过语法错置，突出意象的灵气和神韵，诗歌的意境因而得以升华。 　　整齐平衡的视觉和听觉美感，是近体诗语言形式的另一突出美学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诗有定句，句有定字。绝句每首四句，律诗每首八句，要么五言，要么七言，整齐划一。篇章句数的求偶特征给人以视觉思维方面强烈的平衡美感。（2）音律节奏整齐鲜明。格律诗的节奏大体是两字一顿，因为汉字各音节不超过四个音素，两字一拍的音节也就形成了整齐的局面，再加上声调的平仄相间，构??了高、低音不同调质的和谐，同样显示出节奏的整齐美。（3）对偶形式和严整的用韵，体现出均衡与对称的美学原则。陈炯认为：“对仗是我国古代诗歌体现语言整饬美的一种独特形式。”[3]近体诗的对偶形式，不仅要求上下句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词性和词的义类相对，而且还要求平仄相反，使声调也形成对仗的局面，从而见出声音的和谐整齐。押韵是诗歌外在形式的重要特征。格律诗的韵脚相当整齐，句尾隔句押韵，且一般押平声韵，一韵到底。同时，对仗的运用和韵脚的整齐协调强化了格律诗鲜明的节奏，增强了语言形式的乐感因素，使近体诗焕发出一种抑扬、回环的韵律美感，从而给读者以美的情感体验。正如闻一多所说：“诗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于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4] 　　 　　二、近体诗语言形式的文化特征 　　 　　如果从语言和文化的深层关系看，近体诗的形式不仅在文本操作层面上具有内在的价值，在深层结构上，它还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思维模式。“中国人倾向于经验综合型主体意向思维，它的基本模式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5]西方学者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教授也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的是关系，注重的是整体的协调和协作。”[6]这种思维模式的精神内核侧重于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其背后，是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民族一直以黄河流域为主要生活区域，自然条件优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他们的性格就不像西方游牧民族那样骠悍，敢于抗争，感情也不如他们奔放，而趋向含蓄理智。狭小的活动范围、浓厚的乡土意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很自然地孕育了汉民族喜欢和谐、追求统一、讲究中庸的思维定势。政治上，汉民族的政权、神权、主权高度统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无从立足，从而也产生了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混为一谈并为“王权天授”寻找理论依据的“天人感兴”的迷信说教，以及要求个体绝对服从群体的东方人际关系模式。所有这些，都使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存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等带有整体观念色彩的哲学命题，以及尚实、含蓄的表现特征。反映在传统诗歌创作上，就是“诗言志”这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统一的美学观念。 　　近体诗沿着诗歌言志缘情的古老传统，特别突出并发展了艺术中的情感表现功能，重主体主观情态的抒发，强调以情动人，情景交融，情和景以相融相洽的整体性形成了诗歌意境本身固有的自然本质。而意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境界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具有给人以“境生于象外”的审美效果。与之相应，意境的描绘要求既含而不露，又自然明白，因此古代诗人都颇重含蓄，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不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