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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过程中译者主体性 　　摘 要： 译者主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理论往往忽略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本文借助乔治?斯坦纳提出的翻译活动中“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在分析霍克斯版的英译本《红楼梦》的基础上，关注和考察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关键词： 阐释过程 译者主体性 霍克斯版《红楼梦》 　　 　　1.引言 　　纵观中西翻译史，大多数译者长期以来都奉行一条原则，那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要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这条原则的形成是基于如下认识：只有保持客观，才能保持正确的理解与再表达。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主义翻译论。于是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原作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对象，译者则成为不敢越雷池的被动接受者。现代翻译研究逐步从传统的、注重原则和技巧的方法研究转向把翻译视为文化现象的译文研究。贝尔曼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他所采取的翻译立场，他所指定的翻译方案，以及他所是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经选择、一旦确立，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了一种誓言”。（许钧，2003：9）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目前，《红楼梦》有两部比较成功的英译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下简称杨）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则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以下简称霍）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译本都传达了原作的基本思想，堪称文学翻译的上乘之作。本文拟在分析霍克斯版的《红楼梦》译本的基础上，指出翻译过程中从译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的确定到对作品的阐释、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都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阐释学视域中的译者主体的回归 　　在解释哲学的视域下，理解成为一种存在关系，意义的生成不再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单向度认知模式，而是生成与主体与主体之间无限的对话之中。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交???成为理解的关键。对话模式意味着翻译独白时代的结束和对话时代的开始，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研究开启了另一理论之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伽达摩尔（2002：492）指出：“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在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同样不可怀疑的是，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而不只是重现。……尽管我们在翻译中力求‘信’，我们还是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原作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前已处于敞开未定的状态，语言符号任意性使原作意义变得不再确定，其中的“空白”和“未定义”为译者的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原作的原初视域和译者的现世视域之间的差距无法消除。“翻译者经常痛苦地意识到他同原文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距离。他处理文本的情况也需要那种在谈话中力求达到相互了解的努力……在谈话中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置身于对方的立场，以便理解对方的观点，同样，翻译者也要完全置身予他的作者的立场”。（伽达摩尔，2002：493）本着开放兼容的精神，译者与原作不断地相互回答、相互争论、协商、妥协。双方在对话过程中不断超越丰富自己的原初视域，到达更高的境界，从而与文本达成特定历史境遇下的“视域融合”，文本的意义在对话的动态过程中也就不断生成。这一过程也是译者做出各种选择的过程，或是基于翻译策略的取舍，或是基于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考虑。通过问答和对话，二者就文本意义这一共同主题达成了共识，从而达成相互理解。正因为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具有不同视域的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不会确定且唯一，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于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该书第二版出版序言中，斯坦纳提出：“一切交际活动中都形式的或语用的隐含着翻译活动。”在《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并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译者在具有先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赖与原本相遇；通过入侵原本，抢夺自己需要的东西，形成自己的理解；通过吸收，将理解完成，获得自己的解释；然后通过矫正补漏等补偿过程，最终形成了译本。不难看出，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首先通过审美判断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象等文学能力，读解原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