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泉“崇德重智,以教图存”先驱校长.docVIP

陈宝泉“崇德重智,以教图存”先驱校长 　　陈宝泉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开拓者。从书刊编辑、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务长到大学校长；从直隶学校司、清廷学部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到河北省教育厅；他都是一位勇于站在时代前沿弄潮的教育家。他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近40年，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校长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事迹和关于师范教育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借鉴。 　　 　　 　　陈宝泉，字筱庄，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874年生于直隶天津。1896年，他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1897年，考取京师同文馆算学预备生，1901年，在天津开文书局从事编校工作。1902年，陈宝泉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教员，同年，又协助严修创办天津师范讲习所，1903年由严修保???到日本留学，专攻速成师范科，1904年回国后，历任天津地区各小学教务长，并创设单级小学堂，筹备天津教育博物馆，后不久即入直隶学校司。在任职期间，陈宝泉拟订劝学所、宣讲所等章程，均付诸实施。1905年，他任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课长，主编了《直隶教育杂志》（中国近代最早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年底，陈宝泉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职，拟订学部开部之计划，改订中等以下学堂章程，主持图书局和组织编纂教科书的工作，官阶由主事升至郎中，后又担任普通教育司师范科员外郎。1910年，又擢升为学部实业司司长。1912年7月，陈宝泉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校长，并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出席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参与民国初年教育改革。 　　另外，陈宝泉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集会和学术团体的领导组织工作。由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会长的重要教育社团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北京教育会、天津县教育会、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等。陈宝泉还与张元济等发起师范讲习社，编辑出版《新体师范讲义》。1915年，他又参与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历届年会均参与主持，1917年5月，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4月，陈宝泉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同年9月，向教育部提交关于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的呈文，获准施行。同年陈宝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召开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与黎锦熙、钱玄同等创编国语教科书。1919年3月，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会，陈宝泉分别担任普通教育调查组、师范教育调查组成员。 　　 　　国家之存亡 命系于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陈宝泉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之刻。与许多同时代的教育先行者一样，他把教育作为挽救中华民族最行之有效的一剂良药，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探索，其中有很多思想和实践成果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宝泉非常重视教育对国家改造的作用，他曾经说过，只有教育才是救国于水火的唯一方法。他早年曾仔细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史，得出了“文明的国家与野蛮的国家其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完善的教育制度”的结论。此外，陈宝泉还认为文明的国家是由每一个具有文化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所组成，当今世界列强无一不是靠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而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在分析了美洲土著人多年来始终受制于欧洲白种人的情况后，他又提出教育的第一作用是保全种族文化，而且只有少数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还远远不够，若要使中华民族免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必须让全部国民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大多数国人都获得良好教育后，中国人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继续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明确提出“教育救国”的思想之后，陈宝泉又指出，“教育为国家的命脉，师范教育则是保住这条命脉的唯一途径”。清末民初之际，中国面临着教师奇缺的窘境，陈宝泉在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伊始，便提出师范教育对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性地位的问题。他认为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有所不同：普通教育仅仅承担培养个人的责任，而师范教育不仅要担负培养个人之责，更要担负起培养所有人的责任；师范教育关系着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更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他认为中国若要摆脱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首先就必须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其中尤其要注重师范教育。 　　 　　德行而智达 方可为师者 　　 　　 　　发展师范教育就意味着要培养合格的教师，而陈宝泉将师范教育过程中的德育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道德是人生的根本，人如果没有道德，无论他身体多么强壮，智能如何超群，终究不算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在师范教育的宗旨方面，他反对功利式的教育，主张一种“有信仰的教育”。他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人生必须有一种希望，以便冲破现在的环境，而这就是所谓纯粹的信仰。只有具备纯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