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失语”逻辑与重构.docVIP

“选择性失语”逻辑与重构 　　在新闻界混迹了数年，笔者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财政报道是最难的。财政系统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财政人给大家的印象是神秘兮兮的，而财政人也在有意无意中制造一种“选择性失语”。 　　当然，这里所谓的“最难的”是相对而言的。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横向看，与其他政府部门（诸如，发改委、民政、教育等）相比，财政部门是最低调的，财政人是最沉默的、最信奉“只干不说”信条的。其他部门历来是高调，主动与媒体保持有效沟通的，而财政系统对记者则始终是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记者去采访肯定要吃闭门羹。 　　从财政内部的横向结构来看，预算、国库等部门要比社保、经建、农业等部门更保守、更神秘。笔者对此有亲身体会，在财政系统的采访中，社保、农业等部门的负责人相对比较健谈，而预算、国库等部门的负责人则会以机密为由敷衍、推脱。 　　从全国的财政体系来看，县乡级别的财政部门相对比较容易打交道，而地市以及省、中央级别的财政部门更矜持、更低调。笔者曾就某一专题采访某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谈，请找别的省去采访”――其实，这个专题并不涉及机密，该省在这项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相对而言，基层财政部门则会比较配合。 　　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得出财政部门“真的失语了”的结论呢？显然不能。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与其他部门相比，财政部门更倾向于采用内部渠道跟上级进行沟通，通过其他的渠道跟各种利益主体进行沟通、博弈。也就是说，他们的失语，只是在公众面前失语，是有选择性的。 　　 　　“选择性失语”的利益逻辑 　　为什么财政部门要“选择性失语”呢？原因也并不复杂。 　　财政乃庶政之母，财政部门抓的是钱袋子，是各级政权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利益格局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最有份量的权威部门，也是敏感部门。财政部门基本上是“一字千金”，而这也正是这种份量让财政部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成为标杆性的部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财政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从新闻部门的??性来看，新闻追求轰动效应，“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人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这点是财政人最头疼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闻媒体的“炒作、断章取义、片面夸大”；其次，由于专业隔阂，很多时候记者会对财政数据或报告做出错误解读。一个例子是，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财政在2009年12月底有2万亿的花钱空间，认为可能有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由于记者本身对财政系统不了解，这条新闻完全是误读，但由于该数字所具有的轰动效应，这条消息还是很快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让财政系统十分被动。笔者就曾在采访中听到一位财政系统的干部说，本来很多东西是要公开的，但就怕记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权衡再三，还是放弃了。 　　当然，在笔者看来，财政系统“选择性失语”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对公众说与不说取决于财政部门和财政人对自身利益能否在此过程中增值的考量。 　　现代社会中，官僚体系从来都是对上负责而不对下的，如果没有来自更高层次的压力，他们是没有动力对公众说的。换句话说，能不能说，愿不愿说，取决于说与不说对其自身利益的影响。如果说了，对自身部门的利益有利，那肯定会说；如果不说对自身利益更有利，那自然不需要说。 　　当前，由于我国并不存在政治家对民意进行及时回应的机制与文化，因此，高层对财政体系信息公开的压力不会过于强大，官僚体系并不需要就收支对公众作出解释。换言之，从财政体系来说，如果能通过内部渠道跟上级和各利益主体进行沟通、交流，他们自然会选择内部沟通，因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这种方式是最能有效规避大众媒体口诛笔伐的，也是最稳妥、最能让“一把手”满意的。 　　如果这样来考虑，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有时候财政不需要宣传，因为这并不能让他们的切身利益增值。 　　 　　政治交流渠道的重构 　　尽管有诸多理由，但财政事关国计民生，直接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全社会与群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一点，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因此，在现代社会，财政不仅要在公众面前说话，说真话，而且要及时地说真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事实上，信息化时代，你想关起门来与世隔绝也是行不通的，装个透明的玻璃门让人一不留神就碰歪鼻子，也不是好办法。 　　自去年10月来，广州市政府在网上公开晒出“账本”以来，全国关于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的讨论就此起彼伏。而一个偏僻乡村―四川巴中市白庙乡的“全裸账本”更是引起媒体的极大兴趣。公民对财政工作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呼吁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财政“亮剑”。 　　尽管如此，但坦率地说，我们离财政人“及时说真话”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就目前的政治生态而言，要让财政部门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