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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语文教学与道德情感教育的统一 ——新时期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散论之一 王步高 　　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新时期价值观的转型及高校本身的大幅扩招，使大学生的德育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率上升、恶性案件上升、自杀率上升、考试作弊等严重违纪率也显著上升，社会公德缺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在校大学生及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的道德、情感问题较多，也是我们每个在高校工作的党员、教师都深感关切的问题。马加爵事件、北京到大连飞机的被炸事件是两个极端的例子。2001年南京各高校大学生自杀死××人则是一个较为令人触目惊心的较普遍的例子。这一切，令我们认真反思：高等教育在道德情感教育方面的缺失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注意：我这里没有用惯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字眼。我觉得当代大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不是“思想政治”问题，而是“道德情操与感情”问题。这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却绝不等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将“政治课”代替“德育课”。其实，政治课解决的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政治信仰问题、思想方法（如辩论法）问题，并没有解决道德感情的全部问题。甚至语文、外语等课程，也充斥《人民日报》社论之类的政治内容，也是“灌输”某些政治观念。相反，道德情操、情感教育却退出了课堂，交由辅导员和老师们自觉完成。加之教材、教学方法不得法，我们的道德、情感教育便显得十分缺失。道德卑下、心理失衡的问题，对青年一代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道德教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往往标准过于理想化。例如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将“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作为道德的准绳。这个道德标准对极个别英雄模范人物（如白求恩、焦裕禄、孔繁森）也许适用，对普通党员要求就太高了，对普通大学生则要求就太不切实际。几年前，我在《东南大学报》曾载文提出大学生的道德底线应当是：一、遵纪守法；敬业爱岗；不危害他人。这个标准当然比“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低得多，却可以实现，几乎所有同学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全体大学生均如此，全体公民均如此（事实上还很难）社会就安定了、就兴旺了。更何况我讲的只是道德“底线”，我们的学生党员、团员、学生干部，还应更高一点（也不能不切实际）。我们的老师也应更高一点，否则便难以为人师表。 我们近年来还结合“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提出以“高尚”与“和谐”为目标的育人思路。所谓“高尚”，我下文还将专门谈到；所谓“和谐”，便是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只作为一个和谐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个专家。”（《爱因斯坦集》卷三）爱因斯坦的“和谐”是指高素质（不仅是自己的专业知识）而言。如果引而申之，一个人与集体的和谐，一个人与家庭的和谐……，便赋予某种“团队精神”于其中了。一个人再能干，如果缺少这种“和谐”，他既无美满的家庭及工作环境，也难以有辉煌的事业。 我很主张高校的道德情感教育应当与传统文化教育、传统人文精神教育结合起来，这样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十多年来，结合“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我们从教学大纲的修订、教材的编写、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手段的革新，均把道德情感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我们的《教学大纲》赋予本课程五大功能之一是： 大学语文的道德教育功能： “大学语文”具有无可替代的人文精神的传布、道德熏陶与思想教育的功能，这种功能不能靠空洞的说教，而要使学生在古今文学精品的感染教育下，讲气节、讲节操、讲知耻与有所不为、讲正气、讲不唯上不唯官、讲民本思想、讲平民意识……从而促成思想境界的升华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培养其爱国感情与高尚的道德情操。 根据大纲我们的教材中便选录了许多既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又具有很强道德熏陶作用的文章。如课文中《国语·叔向贺贫》及附录的多首《倡廉刺贪诗》，反腐倡廉之意甚明；又如《战国策·唐雎说信陵君》，戒骄之意也在不言之中；再如文天祥《金陵驿》诗，爱国教育目的十分明显；又如《汉书·苏武传》，倡导民族气节的涵义也朗若白昼……，更有大量的诗词精品。 我们注意在以下六个方面发挥“大学语文”课程的道德熏陶与情感教育的功能： 其一：培养爱国爱乡爱校的感情： 儒家传统一贯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的爱国感情，要从修身、齐家开始。一个不孝顺父母，不爱自己家乡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我们结合古代文学这类作品的教学，努力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如屈原《哀郢》诗结尾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鸟也要返回故乡，狐狸死时也要头枕在洞穴的丘上（一说，狐狸死在外地，也要把头向着洞穴的方向）。《古诗十九首》中也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北方的马对北风都格外依恋，南方飞来的鸟，巢都筑在朝南的树枝上。鸟兽都眷恋自己的家乡，何况是人呢？ 中国的文学有着悠久的爱国传统。其中“有对壮丽山川的热情讴歌，有对艰危时事的忡忡忧心，有对破碎河山的伤怀喟叹，有对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