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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转型需要主动人文思考和制度安排 　　3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历史与当代、过去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的“连接”。它是新的现代性、全球性的景象；它又是本土的，它的样式中有着我们世代相传的格调、趣味与价值；它还带着社会转型期的粗糙与缺憾。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从文化角度定义生活方式，赋予了我们理解当代生活的大尺度与想象力。 　　 　　中国生活方式的转型：从结构到心灵 　　 　　文化是一种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它具有物质、制度、心灵的多个层面。所以，生活方式转型一定是一个从结构到心灵展开的过程，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中断与文化冲突、文化适应也会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在过去的30余年里，从结构上说，中国在向工业社会、市场社会和城市社会转型。伴随着数千工业开发区、工业园的兴起，民营的、合资的、个体的工厂出现，伴随着“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奇迹，是数亿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是数百万来自农村的青年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进入城市商业、服务业打工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也推动着城市化进程，都市化、商业化的繁荣，开辟了一个真正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时代。 　　社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分界点，就是中国已快速地进入了一个全球社会、媒体社会。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把“保守性”、“忍耐”、“知足”、“无可无不可”作为中国人的特点；但现在的情况与之大相径庭，中国有了“超女”、“快男”这样的达人，有了像韩寒这样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偶像。追求流行、前卫与新潮，是某种时代的商业精神，也象征着时代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和传统的中国人的作派很不一样。 　　但是从个人、阶层生活史的层面看，快速的生活方式转型也伴随着某种文化中断与文化冲突，产生着心灵痛苦与文化适应问题。比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距、行业垄断等，对快速的社会流动起着区隔作用。人们在接受改革的文化目标的过程中，又体验了社会分化机制对人的身份的区隔。 　　江苏省昆山市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在其200万人口中，有120万是外来打工青年。在中国如今的户籍制度下，除工资收入外，本地人与外地人享受的福利待遇差别是很大的，由此产生的心灵归属感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外来打工青年的身上已经被嵌入了现代性的变化，但同时又体验到了文化的中断与冲突。 　　在苏州、无锡的一些工业区，我参观了打工青年的居所，看到了有专门物业管理的宿舍区、电视室，绝对不会有什么“血汗工厂”的感觉，但孤独感、不确定感正开始成为一种新的“青年病”。第二代打工青年往往不准备再回老家，他们甚至没有做过农活；而除了挣钱之外，他们对这个发达地区既充满渴望又充满无奈。他们常常通过手机上网与陌生人或同学交谈，下载音乐、电影，从网络上获得发达的资讯，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否可能在这里安下家来。 　　这种心灵上的“文化中断”感也表现在其他阶层，如改制企业工人的某种“社会怨恨”。近年来出现的因政府、企业征地拆迁而产生的剧烈冲突案例，也反映和记录了社会个体成员生活方式被改变后的利益不平衡感、心灵失落感，以及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都是个人的生活史展示的心灵过程，它是生活方式转型中阶层变迁的一些烙印。 　　雷蒙?威廉斯认为，“一个时代最难以掌握的事情，就是这种对特殊地点和特殊时代生活性质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在中国，生活方式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所经历的快速开放、流动、分化、多元的过程，冲击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它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情感取向的丰富性、个人性、私向性、复杂性、选择性需求，但同时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浮躁、焦虑、粗俗化倾向。尤其是心灵世界的痛苦、迷茫，大都通过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来分散、消解。“市场在生产文化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同时，大众文化产品的过于发达，反衬出信仰世界的空洞与缺乏，有理想的审美精神的缺乏。 　　 　　生活方式转型：被动性来自哪里 　　 　　我们生活方式转型中的某种被动性，来自哪里呢？ 　　首先，它来自历史文化滞后性的影响。在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塑造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市民文化、法制文化的传统，社会中间组织太少、太弱。我们经历过几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统治，文化特质中没有市民人文主义，而讲君臣文化，讲人情、讲面子。并且这种官本位、人情化，在社会关系运行中很有效率、很好操作。它既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也是文化生存方式。由于潜规则、人情政治、裙带关系常常成为靠谱的社会资源，独立的社会力量作用较弱，因此，多元交叉的利益制约、协商机制、话语参与机制还没有真正健全。 　　另一个历史文化遗留问题是公共精神的缺乏。现代生活的特点是它区分了公共空间、职业空间、私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