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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日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特色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的国防工业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除了在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如生物工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航天工业方面达到世界水平外，基础工业全面落后，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欲保证我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工业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国防工业这样一个战略产业，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发达国家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研究与探讨，从而开阔眼界和拓展思路，以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综合比较，我们着重挑选了三个最具有特色及启示意义的国家：美国建立在现代管理思想基础上的严密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俄罗斯国防科技工业在前苏联解体后，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由频繁变动到回归后的相对集中与稳定，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由几近崩溃到重新振兴；日本的“官军民”三位一体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下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寓军于民”的发展模式。它们都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从美国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看，其纵向管理层次清晰且权限分明，由核心决策层、管理协调层、咨询服务层到执行主体层，逐层递进，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有序管理体系；其横向管理则组织机构职责明确，既独立运行又相互制衡，如采办管理体制中需求制定、资源分配管理、采办项目管理、合同管理、合同监督审计、合同审议处理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但在管理过程中又相互制约。其管理体制，宏观上的体制结构，由于其稳定的文职官员系统，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在总统换届的情况下，其组织机构、部门领导职能乃至大多数部门的主要领导职位都保持相对稳定，使国防政策的延续性得以保证。但在微观上，变动则比较频繁，这其中有政府换届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军事战略思想的调整，如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因应联合作战要求“基予能力”的采办需求，都会带来微观管理体制的组织和机构调整。有必要指出的是，所有组织结构的调整与设置，都是建立在现???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的。如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以项目为核心的“_二体化产品小组”。其中，“一体化产品小组”实际上是脱胎于现代企业管理组织形式的“虚拟组织”，各种不同背景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了一个特定项目组织起来，共同开发某种产品，当项目完成后这一“虚拟组织”就可以解体。这类组织因项目而生，又因项目而散，每一个“一体化产品小组”的成立，都意味着一个新的项目形成，将新的武器装备研发不断向前推进。现代武器装备发展与前沿科技发展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密切契合的，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乃至相应的组织结构都必须因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美国自上一世纪以来就将商业化运作模式引入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与运行中来，其目的就在于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与运行的效率。无论是从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亦或是从国防预算开支有限性的角度，以现代管理思想为基础，从管理制度、管理组织结构、管理运行程序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与运行效率的提高，使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水平尽快迈上新的台阶。 　　其次，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看，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一直在分散与集中之间徘徊、组织结构调整频繁，其运行机制的混乱是不言而喻的，如其武器装备出口多年来一直处于多头管理的混乱状态，以致在国外市场出现自相残杀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从叶利钦时代到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国防科技工业由“大乱”到“大治”，其变化过程应该是给人以不少思考之处。 　　第一，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俄罗斯在叶刺钦的领导下，进行了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的制度转轨，试图以激进改革(休克疗法)的方式给经济振兴注入活力，但是其结果却与初衷背道而驰。“大爆炸”(big bang)式的改革，确实使俄罗斯迅速走向资本主义，但换来的只是国家的经济萧条、政权软弱、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地位下降，而往日辉煌的国防科技工业也陷入了整体崩溃的窘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国内相当一批学者对俄罗斯的整体判断乃至对其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判断只是现象的描述，而在具体分析上却是失误多多，更多地是从概念上对俄罗斯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中的“市场化倾向”、“推进私有化进程”、“推行股份制”等方面加以判断，对俄罗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问题缺乏十分深入扎实的研究。俄罗斯国防科技工业困境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困境”和“改革路径选择困境”。对叶利钦和普京两个时代的理解，如果脱离了这两个“困境”，有可能是“隔雾观花”的“理解”。比如，普京政府在对包括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在内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上，所选择的“强权下的中庸路线”，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