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对崇高本质、特征及类型的美学认识.doc

席勒对崇高本质、特征及类型的美学认识 　　席勒论述崇高的专文有两篇，第一篇是他于1793年写的《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VomErhabe-nen”)，大约于1793—1795年间又写了另一篇《论崇高》(“berdasErhabene”)的专论。二者译成中文都是《论崇高》，但是在德文中以不同的介词标明细微的区别，所以我们把前者简称为《论崇高(Ⅰ)》，后者就简称为《论崇高(Ⅱ)》。席勒还有几篇文章比较多地论述到崇高，这就是《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1793年)、《秀美与尊严》(1793年)、《论激情》(1793年)，此外，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4—1796年)中也论述过崇高问题。席勒的崇高论是他的人性美学思想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崇高和美的关系，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崇高作为“广义的美”的一种，与另一种“狭义的美”(优美)具有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崇高作为与优美(狭义的美)相对立的“美”，具有自己的特征。席勒把优美与崇高的共同本质规定为“现象中的自由”，而把优美(狭义的美)规定为“柔软的美”或者“平静的美”，把崇高规定为“刚毅的美”或者“激荡的美”。在《秀美与尊严》一文中，他把这二者又称为“秀美与尊严”。实际上，二者就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优美和崇高，也相当于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席勒主要在《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中对崇高进行了概念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述。 　　一、崇高的本质 　　席勒把美分为刚毅的美和柔软的美(阳刚的美和阴柔的美)，实际上就是西方美学史上所谓的优美和崇高。他像康德一样，分析和论述了优美和崇高的共同本质，同时也辨析和阐释了优美和崇高的区别，指明了崇高的特征和类型。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16封信中把美分为柔软的美和刚毅的美两种。他指出:“理想美，虽然是不可分割的，单纯的，但是在不同的关系中显示出柔软的特性和刚毅的特性，而在经验中就有柔软的美和刚毅的美。” 　　席勒把优美和崇高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由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来看，美是现象中的自由，可是，优美和崇高所表现的自由是不同的，优美是在感性与理性的协调与和谐之中表现的自由，而崇高是在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自由，席勒认为，崇高的对象与优美的对象一样要显现人的自由;面对崇高的对象时，我们的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是不协调的，显示出矛盾和斗争的;对象的崇高性质是在客体与主体两种本性的不同关系中显示出来的。他在《论崇高(Ⅰ)》中写道，“在有客体的表象时，我们的感性本性感觉到自己的限制，而理性本性却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感觉到自己摆脱任何限制的自由，这时我们把客体叫做崇高的;因此，在这个客体面前，我们在身体方面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是在道德方面，即通过理念，我们高过它”。为了更好地理解崇高的本质，席勒把崇高与美(狭义的美，即优美)作了比较:美是自由的表现，不过不是使我们高过强大自然和从一切物质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自由的表现，而是我们作为人在自然本身中充分享受到的自由的表现。我们在美的领域中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冲动适应于理性法则;我们面对崇高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冲动对理性的立法不起作用，在这里精神这样起作用，好像它不服从除开自己本身的法则以外的其它法则(《论崇高(Ⅱ)》)。 　　席勒这样把自由作为美和崇高的共同本质，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在康德的基础上的前进。众所周知，在康德以前，从古罗马的郎加纳斯到英国启蒙主义美学家博克都把优美和崇高看作是完全对立的。特别是博克，他认为美(优美)与人的社交本能相联系，是爱的表现，而崇高与人的自我保存本能相联系，是恐惧的表现，二者判然有别，而且在外在显现形态上是对立的，比如，美(优美)是细小的、光滑的、变化而不露棱角的、明亮的，而崇高则是巨大的、粗犷的、直棱固定的、晦暗的。康德虽然认为美(优美)和崇高都包含在审美判断力的范围之内，似乎具有共同的本质，也就是说，崇高的审美判断同样是无功利性的令人愉快的、无概念的必然令人愉快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无概念的普遍令人愉快的，可是他主要仍然是强调二者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美是有形式的而崇高则是无形式的、美是知性和想象力的和谐而崇高则是知性和想象力的矛盾冲突、美产生积极的愉快而崇高则产生消极的愉快或者崇高的快感是由痛感或压抑感转化而来的;因此，崇高的理论只应成为对自然界的合目的性的审美判断的一个附录。然而在席勒这里，优美和崇高达到了一种本质上的统一，它们都是“现象中的自由”，都是人性自由本质的现象表现或者感性显现。这种美和崇高的本质上的统一，应该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新的进展，而且也是把美学范畴真正从本质上联成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范畴体系的重要一步，对谢林和黑格尔的美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