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运作环境之忧.docVIP

中国经济政策运作环境之忧  经过此次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干预，中国经济系统各主要环节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依赖程度，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目前各级各类经济决策层之大小决策，都在有意无意地对国家宏观政策形成“察言观色”的预期与依赖特征。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运作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受多方面约束条件所制约的。套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人格化”的政府选择，须受制于包括“稀缺性法则”在内的系列内外约束条件的制约。沿着上述思路推下去的问题是：在接下来的时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环境究竟如何？是趋于改善还是将趋于恶化呢？这一点当是决策层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链条式”依赖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而恢复高增长，几乎完全靠了大力度的政府刺激政策，这一点是颇为清楚的。同样较为清楚的是，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刺激政策而迅速强化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此次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干预，中国经济系统各主要环节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依赖程度，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能够代表依赖性增强的标志中，两方面的标志最为明显，且表现出明晰的“链条式”关联特征： 一个是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增长的依赖，进而对于宏观政策投资激励机制的依赖。对于这个依赖引出的“链条式”前后向联系，大体可作如下描述：经济增长(绩效)←投资←(国家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宏观刺激计划+(各种产业振兴计划+区域开发计划)←宏观政策←经济增长(绩效)。就是说，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则与宏观刺激计划中的投资安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者实际上是宏观政策立场的具体体现。而宏观政策立场则与增长数据挂钩……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式链条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大的“循环式”链条之下，还隐藏着几条小的循环式链条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地方政府投资对于房地产业“行情”的依赖了。具体亦可作如下描述：区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房地产业状况←宏观政策。就是说，区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因而筹资能力，多半取决于所掌控地区的房地产业行情……如此等等。 另一个是外贸出口对于政府各种激励政策的依赖，尤以对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杠杆政策的依赖。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贸出口退税总额64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621亿元，增幅10.6％。全年连续上调出口退税率所涵盖的出口商品之出口额高达6760.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6.3％。按此推算，每出口1美元，外贸企业可获得出口退税0.96元人民币。若按美元-人民币年末汇率(＄1：￥6.8282)计算，则退税给企业出口的“收益率”高达14.1％。这实际上意味着上述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几乎完全靠了出口退税。这个链条依赖的深层涵义是：没有政府政策激励，外贸将无法继续扩张。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从企业到产业体系对宏观政策的高度依赖，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力的集中化，至少意味着宏观政策大众预期的集中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决策权力的过度集中，往往会埋下大的系统性风险，而大众对于宏观政策预期的过于集中，则会导致宏观政策的“失灵”。这一趋向当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 通胀威胁提升 对于率先走出低谷而恢复高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接下来最大的威胁，无疑要首推通货膨胀了。这个威胁实际上已作为开年经济数据“亮点”后面的一些隐忧显现出来了。早先的分析(赵伟，2010)认为，2010年2月份数据显示，两个价格指数背离以及CPI下降的“亮点”不再，变成了一致的上升。其中令人担心的CPI，一个月内上升了1.2个百分点，2月份达到2.7％，PPI也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5.4％的高位。后者距2008年年初“撬动”通胀的价格水平(6.1％和6.2％)不远，前者则已升至接近“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了。这意味着，通胀威胁已经不再是假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了。对于通胀一旦袭来的害处，高层显然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 从以往数据看，3％-4％的CPI可视为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以往经历还表明，CPI一旦跃上3％-4％的水平，即使采取猛的收缩政策，也显得有些晚，往往需要相当的时段才会使其逆转。客观地分析，通货膨胀威胁如若进一步上升，势必将置宏观经济政策于两难境地。两难的局面将在两个层面同时展现开来：一个是宏观政策立场层面，主要是货币政策立场。按理说，PPI尤其是CPI一旦攀高，首先要做的无疑是抽紧货币政策。然而，令各方尤其是决策层作难的是，国内经济刚刚恢复预期的高增长，尚未形成增长惯性，这个时候如若贸然抽紧货币政策，可能危及刚刚恢复的经济增长，使此前的系列政策努力前功尽弃。由此置宏观政策基调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另一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