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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制、广义铸币税与经济转轨中价格稳定 　　收稿日期：2008-04-25 　　作者简介：宋李健，男，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生，现供职于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摘　要：“强金融、弱财政”曾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文将分析造就这种特殊经济格局的主要原因，以及这种格局对经济转轨和金融改革产生的影响。为了将金融与财政两个经济领域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我们引入了广义铸币税的定义，即置于金融控制下的银行体系创造的存贷利息差。研究表明：广义铸币税的存在使政府有能力弥补经济自由化过程中迅速下降的财政收入，从而使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前苏东国家在转轨时期出现的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研究结论表明，在政府建立有效的财税制度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之前，保持金融控制是必要的。 　　关键词：广义铸币税；通货膨胀；经济转轨；金融控制；经济货币化 　　 　　一、导论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所有转轨经济国家之中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在转轨期间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与前苏联经济体和经互会成员国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转轨国家在改革初期一般都会经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Bruno和Eastly(1995)的实证研究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恶性通货膨胀对产出和增长在中短期内带来的显著的负面影响，他们研究了1960-1994年间127个国家的样本数据。Bruno和Eastly将年通胀率超过40％的国家定义为通货膨胀危机(按照这种定义，前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几乎都在转轨期间经历了通胀危机，但Bruno和Eastly的样本不包括前苏联)，在1960-1994年间，共有26个国家经历了通货膨胀危机，Bruno和Eastly发现所有经历危机的国家在危机过程中都有明显的产出下降。而通货膨胀一旦得到控制，经济很快就会出现恢复性增长，因此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成为转轨经济国家的首要任务。 　　麦金农(1991)认为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因此，他提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问题，认为转轨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实现价格稳定。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着两难悖论。实行自由化改革，就必须放松对经济部门的控制，而这时国家往往还没有建立面向市场的有效的税收征收体系，随着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国家财政收入将迅速减少。与此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政府没有能力大幅削减财政支出，而且国有企业很可能由于不适应市场竞争导致亏损扩大，财政支出不降反升。财政收入减少和财政支出扩大的双向作用造成财政赤字迅速上升，随之而来的便是明显的甚至恶性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转轨国家的计划组织体系迅速瓦解，而严重的通胀又使得市场手段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下，因此大部分转轨国家在改革初期都会经受痛苦的投资和产出的迅速下降，这正是前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经历的历程。 　　麦金农自由化改革的思路是，要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要控制通胀、稳定价格，而稳定价格就需要平衡财政。从理论上讲，平衡财政收支的确是抑制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现自由化最重要的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执行的余地。转轨过程中政府面临的两难悖论决定了政府在转轨初期控制财政收支的现实可能性很小。在财政收入方面，建立有效的税收体系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在财政支出方面，硬化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同样不是短期能够奏效的事情。前苏联国家和经互会成员国也希望能够实现财政平衡，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和产出下降，但单纯控制财政收支是转轨政府不可能胜任的任务。 　　唯一的例外出现在中国。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同样是在财政能力下降的前提下取得的，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初期的30％左右下降到1995年的最低点，占GDP的10％，中央财政收入则从改革初期的5％-10％水平下降到1993年的2．76％。这一点被麦金农称为“中国之谜”(即在财政收支恶化的情况下取得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他对“中国之谜”的解释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货币化所带来的金融剩余，中国成功的改革依赖于国内居民和非国有部门自愿建立在国家银行体系上的金融索取权(以本国货币为单位)，以向财政和国有企业融资。他暗示货币化过程提供的金融剩余有效弥补了迅速下降的财政能力，这一点张杰(1998)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和分析。 　　本文将沿着麦金农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分析金融因素对经济成功转轨的贡献。我们发现，麦金农所论述的自由化次序在中国并不适用；对中国改革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并不是财政平衡，而是金融控制。有效的金融控制使政府有能力调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产生的金融剩余，弥补经济转轨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财政能力下降，使宏观经济能够在财政赤字的条件下实现总量均衡，避免恶性通胀的出现。价格的稳定反过来促进了投资和产出的稳定增长，增长进一步带动金融深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