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中国近代工业活化石.docVIP

开滦中国近代工业活化石 　　 　　1878年,开滦煤矿就已是我国最早的股份制工业企业之一，120多年来，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之一，它记录了近代历史的诸多信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座水泥厂、成就了唐山、秦皇岛两座城市……它伴随着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大门，被誉为中国现代工业活化石. 　　19世纪中叶，中国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之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腐朽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一败涂地，国门被迫打开，天朝大国已经不能靠祖宗成法去抵御外侵。“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经过洋务运动 “师夷之长技”与“用夏变夷”、本位文化与“大兴西学”之争，一种以爱国、革新、革命、开放为特征的新文化逐渐战胜取代旧的封建文化，一批域外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冲破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樊篱，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社会变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近代新文化由此发端。 　　在这场“仿效西方”的洋务改革中，中外瞩目的开平煤矿（开滦的前身）应运而生，率先将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引进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使板结的封建大地上滋生出一丝先进生产力的绿芽…… 　　 　　1876 年，风气大开前的最后背景 　　 　　1876年的春天，美国人贝尔试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 　　相隔不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发动机。 　　新能源的应用和新机器、新产品的不断创制，昭示着西方社会开始告别蒸汽时代，而在遥远的东方大清帝国，那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仍被讥诮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 　　这一年，大清政府首次率团参加费城世博会的李圭，只带回一篇《环游地球新录》。 　　1876年，光绪始入毓庆宫读书；康有为19岁，刚刚在广州参加乡试落榜；谭嗣同在一场大病中险死还生――那场冀望以变革所有的社会制度来挽救这个国家的风暴还要再等上20年；洋务运动此时适过其半，郭嵩焘关于其“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的观点要等到1894年的那场海战之后才会得到更多的认同。 　　15年前，在一片“攘夷”声中，正值壮年的李鸿章慷慨激昂：“秉钧执政”者，当于此“千年未有之变局”创“千年未有之功业”！于是他借西法，行新政，以图自强；15年后，这“变局”愈加动荡，而自强却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象，此时作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李鸿章，面对千疮百孔的暮色王朝虽然独木难撑，却极力修葺，悲凉地走在一条艰难的救国之路上，并在探索中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思想。 　　洋务运动推行已15年，但是关于是否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的“道”“器”之争，仍然纠缠在庙堂之上。这一年，李鸿章为了开导那些食古不化之徒，甚至祭起了轩辕黄帝的大旗：“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 。 　　1870年，李鸿章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无异于沙中筑塔，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工业大机器社会体系。因而提出“寓强于富”的观点：“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 　　 　　1876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轮船招商局在朱其昂的两个继任者手中颇有起色，这进一步坚定了李鸿章“寓强于富”、开办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信心。 　　1843年至1875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50余座近代企业，需煤日增；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军事、民用企业也已达13座之多。外国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以及对外开放口岸进行通商的轮船运输业，都急需煤炭作为燃料，而国内均为土法采煤，工力繁重，所产甚微，“于洋务军工之需无稗大局”，只能坐任英、法、澳等国洋商远道贩来，高价出售。据估计，仅进口煤炭一项，西人每年便从中国拿走400万两白银。 　　400万两银子，恰是清政府许诺给海防每年的“财政拨款”，但自光绪元年起，6年时间李鸿章每年平均实收仅80余万两，海防银钱之窘可见一斑。早在1872年，李鸿章便曾上奏朝廷：“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其实何止李鸿章，连对洋务诸业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曾国藩，也曾谈到“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然晚清政府始终以祖宗矿禁为由，不肯决断。 　　1874年，一向被大清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潜心学习西方而崛起，悍然侵占台湾。朝野上下震动，海防之议由此而起。李鸿章再次上书开采煤铁以济军需：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藏，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