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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华文文学在世界影响须积极回应 　　扩大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影响须积极回应 　　 　　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７月２５日在长春市吉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高等学府、科研、出版界的１２０余位专家学者及华人作家出席大会。与会者以“共创世界华文文学的新世纪”为主题进行了两天的学术交流。 　　国侨办副主任刘泽彭在大会开幕式致辞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中华文化，是凝聚海外侨胞的重要纽带，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肩负着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子以及台湾佛光大学黄维?教授都在开幕辞中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华文文学一定会日益受到海内外读者和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华文文学一定会为世界文化交流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饶?子说，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崛起，随着世界各华人社区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张扬，也由于华文文学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文化信息，海外华文文学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各地区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面对这样的历史前景，如何加强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研究，扩大以汉语为载体的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已成为２１世纪我们面临并且必须积极去回应的问题。她同时指出，海外华文文学要成为一个有经典意义的学科，还应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推进，不断深入，这关系到学科发展的前景，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影响。现在我们虽然成果很多，但还缺少有理论体系能构成学科依托的权威著作。此外，由于语言的局限，这个领域的许多作品和研究成果还没有引起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主流学术圈的关注。为此，应倡导和支持国外有双语写作能力的华人作家进行双语创作；并推动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在学术研究上，应将华人的汉语文学和华人的非母语文学打通研究，与具有国际性和多种语言优势的比较文学联姻，寻找更广泛意义上的华人文学的内存规律以及其蕴含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特征。 　　杨匡汉以《路和桥》为题，考察并反思了我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热心参与”、“左右摸索”、“寻求沟通”和“走向融合”四个阶段。他说：进入新世纪的华文文学研究，需要有“全球目光、文化立场、打通断裂、开拓创新”的学术视界，在“此岸”与“彼岸”的通途上，架起四座桥：其一是“会师之桥”即艺术与科学、人的主体与写意精神、自身领域与比较诗学的“会师”。针对当前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离散”现象，他表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离散”现象提供了多重边缘性的文学经验，但过分强调“离散”及至把“离散”和“放逐”、“流亡”、“流放”不作具体分析地混同，不利于“会师”，因为中华文化仍是“离散”者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其二是“和合之桥”：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是同一文化圈里的多边对话、多元会通，宜以“和合”为努力方向，证同求异，排除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等）思潮的干扰。其三是“四元之桥”：好的作品要有“真实、生命、心灵、信仰”四个元素，由此要提升评判作品的水准。第四座桥是“诗性之桥”，即“诗意地栖居”，是和谐社会、健全人生的基本要求；“诗性的发现”是华文文学的更高要求，真正证明创作与研究有价值的，不是生活的实录与见证，而是有没有思想的发现和智慧的阐释。 　　与会者就“文化地域与华文文学生态分布”、“启蒙思潮、救赎意识与历史书写”、“华文文学学科定位与学术发展”、“东亚汉学与文化传承、文学教育”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谈到华文文学学科的定位、命名与学术发展等理论问题，大家各抒己见，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不少与会者指出，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作为一个有益于中华文化重构的重要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可以说迅猛异常。然而，伴随着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不断的发展壮大，中国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却遭遇了一个学科定位、归属，学科理论的建树等诸多方面的尴尬局面。周萍认为，当前众多史学专著的问世，填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中没有台港澳文学研究的空白，按理说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这一重大收获，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的一大贡献，然而却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定位造成困难。刘登翰认为，从民族的观念上区分，无论华侨、华人和华裔的文学，他们的主要文字媒介是华文，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称之为华文文学。但华文文学并不能涵括华人和华裔用其它语种创作的文学。特别是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华裔的英语文学受到包括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广泛关注。他们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沟通和改造，是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不同历史之间文化融汇的重要现象和亟待深入探讨的新鲜命题；而且随着华人对所在国社会的参与和融入的程度日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