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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现象传媒伦理反思 　　摘要：随着电视选秀节目的风起云涌，粉丝作为一类特殊的大众传媒受众频频进入人们视野，也成为媒体与文化研究者们追踪的目标。本文以粉丝疯狂追星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分析了粉丝追星这一大众文化现象新动向背后的传媒伦理责任和职业操守。 　　关键词：粉丝；传播；伦理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1)01-0141-02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盘点近年来中国媒介娱乐产业的热点事件，从2005年《超级女声》的一炮走红，到2007年的杨丽娟事件，“粉丝”(fans，英文“迷”的谐音)作为一类特殊的大众传媒受众频频进入人们视野，成为许多新闻事件的主角，成为文艺事业和娱乐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毋庸讳言，粉丝己然是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成为媒体与文化研究者们追踪的目标。而粉丝疯狂追星所带来的家庭悲剧和种种社会问题，使我们对大众传媒伦理责任的拷问显得尤为紧要。 　　 　一、传媒偏离“记录者”角色，职业道德存在缺漏 　　 　　传媒的基本职责是报道客观存在的世界。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关于事实的报道。在粉丝追星事件的报道中，一些传媒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吸引受众眼球，偏离了“记录者”的角色定位，直接参与策划和推动新闻事件的发展，或者成为新闻事件的幕后推手，甚至歪曲夸大事实，自导自演假新闻。由此折射出的传媒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问题令人堪忧。热闹一时的杨丽娟疯狂追星事件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其作为传媒研究的典型个案，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回顾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除了杨家父女的心态让人惊讶外，媒体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让人瞠目结舌――媒体本应扮演新近发生事件的“记录者”角色，其职责是如实报道事件本身。而在此事件中，一些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策划者”，不断推动事件的发展。在一些媒体眼里，家破人亡的杨丽娟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粉丝了，俨然成为一位“公众明星”，其疯狂行为成了媒体可资娱乐大众的盛宴。当杨丽娟追星13年的故事被发掘，内地及港台近30??媒体派出记者跟进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一些媒体除了连篇累牍地追踪炒作，还大张旗鼓地为杨丽娟和刘德华牵线搭桥。甚至不乏一些主流媒体，替杨丽娟“请愿”。杨丽娟事件最早的报道是在她家乡的《兰州晨报》上，该报允诺要为其“圆梦”――帮杨丽娟尽快见到刘德华。在该报的呼吁下，全国各地的传媒，甚至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主流传媒也参与其中，派人千里迢迢来到兰州，采访杨丽娟及她的父母，表示愿意为她与刘德华见面牵线搭桥。对于这些明显不符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兰州晨报》不仅没有自知，甚至还为自己的“正义”之举津津乐道：“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都已转载了本报对痴狂‘追星女’的连续报道，并对本报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和帮助，给予了肯定和赞扬。”传媒对新闻事件的参与，非但没有把杨丽娟拉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产生正面的社会效果，反而把杨丽娟一家追星的历程推向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杨丽娟被塑造成一个“疯狂粉丝”，依照传媒预先设计好的脚本，在传媒聚光灯前上演一幕幕闹剧。传媒在其中发挥的“导演”作用暴露无遗。在此事件中，媒体拿出了“无冕之王”的虚假姿态，在摩拳擦掌的兴奋之中，在频频点头的自负之中，不断玩弄手腕，制造假象。杨丽娟一家就是在这样的炒作中迷失自我，跌入早就设好的局，在各种媒体近乎疯狂的绑架中，一步步走上了不归路。当事件已经接近尾声时，仍有不少媒体的热情还是异常高涨；杨家母女从广州返回兰州时，随行“记者团”多达10余人。有些媒体还安排了杨家母女在兰州的一切食宿费用，并对其下榻的酒店严格“保密”，摆出一副誓将“独家新闻”做到底的架势。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和民众甚至成为杨丽娟的“超级粉丝”，愿意资助其再度赴港。这是商业利益驱使下更加龌龊的媒介推动事实进程的行为。传媒是这些“新闻事件”的直接操纵者，这意味着“传媒就是这个事件的消息来源，事件由该传媒报道后，传媒兼具消息来源和报道者的双重角色。但是，消息来源和报道者的分离应该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常态，这种重合是传媒的角色错位。” 　　 　二、传媒偏离“守门人”角色，社会责任尚有缺失 　　 　　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为大众提供信息，监视社会环境。为此，它要执行好施拉姆所说的“社会雷达”功能、担负起卢因所说的“守门人’’(把关人)职责。这就需要传媒真实、及时和有效地反映社会信息，对新闻事件予以冷静、客观和理智地报道。传媒不是“消防员”和“执行官”，而是事件发生前的“预警员”和群众不良情绪的“疏导者”，传媒守望的就是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的责任，这是传媒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是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回眸这些年的电视银屏，从《超级女声》到《梦想中国》，以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