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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一条走不完路 　　电视屏幕上,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身后是羊群,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郭建梅的声音从画面里传出来,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已经14年了。 　　这则公益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儿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3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手指,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情形不用说是3个手指受伤,比这严重得多的情况比比皆是。当初对是否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也劝她最好不要拍。最后她还是接了,因为“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是郭建梅1995年与同伴创建的NGO。郭建梅接拍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用来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残疾人等等。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这里一共有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元,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3000元～5000元,行政人员更少,2000多元。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办了2000多个案件。 　　“如果凭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据说,这样的人通常很执著。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时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用来卖的馍。”奶奶的死,让她一直在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两岁时,她离开河南农村,来北京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10平方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后,白天当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儿。她一直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得笔直。 　　因为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院子里其他孩子都不带她玩。一次,她跟在一群孩子后边,别人不带她,在关门时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下来。还有一个元宵节,大家都提着灯笼走街串巷,姥爷买了一个画着菊花的粉红色灯笼给她,让她跟着去玩。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后面。结果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过身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这些伤害影响了她的性格,她变得很要强,特别希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刘震云还有女儿,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会给人家搁上1块钱。” 　　8岁那年,姥姥把她送回了河南农村。上高中时,郭建梅觉得自己的名字太俗太女气,还曾给自己改了名字:郭永攀――永攀高峰的意思。她在床围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连着画了10个感叹号。1979年,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在北大,她是班上12个女生中最穷的人。 　　在一位同学的宿舍里,她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高她一届,读中文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但是刘震云的表现很好,郭建梅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那梨上还有破洞呢,5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也是他不知省了多少天才省出钱买的。”当时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也觉得他真诚善良。上学期间,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郭妈妈上楼下楼。郭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好,你看他一个肉包子都不尝,给我们吃,自己去吃馒头”……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妈妈病危。她当时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可是,妈妈对她说:“小梅,你必须结婚,我看不到你的将来,但我想看着你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于是,郭建梅和刘震云结婚了。 　　现在,每次他们一起出去,只要看到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就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成为公益律师 　　1983年,郭建梅从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1995年,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那次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人能回答。在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