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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运动 　　回顾现代学术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可以看到它是一场知识的革命，是新文化的重要实践。今天重新述说这样一个话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知识与文明息息相关，而如何贯彻知识为民所用、面向民间、走进民间，确实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私塾教育，它改变了文化知识的专制（垄断）体制，使贵族之外的平民阶层能够享受到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权力。而真正使得广大平民子弟在没有学费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能够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并形成大的规模和运动，则无疑是上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乡村教育运动。1900年前后，清朝曾经出现新教育运动，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改良思想和增强实业的理念进入新的教育体系。政府派出青少年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西方传教士入华宣传基督教等思想文化，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诸如“平等”、“博爱”等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交融，形成具有“义举”意义的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活动，并应用于乡村社会，这些都深刻影响到乡村教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出现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一批著名的乡村教育先行者，他们在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时，对“乡村民众”中流传的民间文学等内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此同时，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一文（刊于《晨报》1919年2月16日）对乡村教育运动的实际影响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这是一篇具有先见之明的文章，其强调的内容在乡村教育运动中一直被贯彻、被证明。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不是无端发生的，既有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包括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影响，又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兼济天下”、“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之中”等思想理论的影响。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他们几乎都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生活经历，或曰，正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事实，才触动他们改造中国的文化设想，从中国乡村社会入手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大普及大应用。 　　如晏阳初，他是定县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是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发动者。1907年他进入四川省成都华美高等学堂读书，结识了英国人传教士史梯瓦特，他们一起创办“辅仁学社”；后来，晏阳初到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20年，晏阳初回国；1922年，开始推动以普及识字为基本内容的平民教育运动，通过基督教会宣传其“人格平等”、“社会机会平等”等思想文化主张，“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他参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平民教育科科长，先后在长沙、烟台、武汉、嘉兴等地具体开展平民教育工作。1922年3月，晏阳初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有学者考证，青年毛泽东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这场运动，影响到他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理论。1923年，晏阳初和陶行知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被推举为总干事。其教育宗旨与《大学》中所说“在明德，在新民”的主张相一致，即“除文盲，作新民”。1924年，晏阳初带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仁来到直隶省保定道的清苑、涿县、定县、获鹿和宛平进行平民教育调查。这一时期，他初步形成以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体系，形成他和平民教育运动中许多人集体认同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他认识到“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的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 　　1926年晏阳初他们来到定县翟城村，进行其构想的“办一个民间实验室”的计划，这一去就是十年，成为历史上对一个地点采取实地观察方法连续考察时间最长的民间文化考察活动。1929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直接迁往这里。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包括《定县秧歌选》《定县概况调查》等社会风俗生活内容，一方面进行具有社会政治改革意义的社会建设，诸如开办幼儿园，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起村民自治组织，甚至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他提出，所谓平民教育，目的是“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并提出包括社会风俗建设的“政治建设”“教育建设”“经济建设”“自卫建设”“卫生建设”和“礼俗建设”方案，以“复兴国家民族”。后来，晏阳初亲自创办了湖南衡山实验县、四川新都实验县等实验区；他们在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