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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文化发展几点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各种文明间的冲突日渐显现。经济上的全球化必然导致不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视角，透过历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就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本位文化关系问题作些探讨。 　　 　　一 　　 　　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冲撞与融合的过程。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点、同时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加以吸纳。由于外部文化的大量输入，必然导致各种文化思想的相互冲撞与融合，从而推动本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无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如果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最终都只能导致停滞与落后。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上，中国文化曾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并由此逐步养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曾经有过两次影响深远的外来文化输入，即汉代佛教文化的输入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引入。这两次外来文化输入都曾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则直接导致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思维模式的嬗变，尤其是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更是直接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及近代化的启动，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外在影响不容低估。 　　佛教文化传人中土始于汉代。据史料记载，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人中原，魏晋以后逐渐兴盛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中国的汉传佛教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汉族文化相互变融，影响深远，佛教文化已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宗教文化。它之所以能在中国两千年不断发展，固然是因为其思想和旨趣有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经过佛教中国化的漫长演进，这一外来文化已经加入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而成为中国的内区???化。 　　第二次影响较大的外来文化输入发生在中国近代。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西方文化伴随着血与火进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屈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漫长的理解和接受过程。然而，与汉代佛教文化的输入不同，此时中西文化已有明显的强弱之分。中国面对的是“数百年未有之变局”和“数百年未遇之强敌”。如何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能否保存延续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列强的侵凌和中西文化的撞击，先进的中国人包括清朝开明的官吏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应付这种新局面。洋务派的兴起，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们想输入外国的“利器”以强兵，而对整个古老的中国文化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当然，这种做法难以持久，很快被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所代替。在改良派和“变法维新”的推动下，西方文化从政治思想和制度，到伦理道德的人文主义以及种种文学艺术作品，都纷纷被译介到中国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学习西方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子。然而，辛亥革命并未带来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胜利，封建主义势力及其文化仍然盘根错节，牢牢支配着中国的广大民众。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既点燃了五四运动民众反抗的火炬，也激发了广大知识界文化反思的强烈意向。于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大量引进和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的新文化运动骤然兴起。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曾把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近代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器物技术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维新变法；第三阶段，从文化心理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运动。这个总结可谓颇有见识。 　　佛教文化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中国人对这两种外来文化之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这两次外来文化输入的背景不同。汉代是中国经济文化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济文化发展的优势及强势文化的地位，使得中国人能够以正常的心态从容应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因此，佛教传人中土后，中国人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博大的胸襟对其加以评判和吸纳，并最终将其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然而，到了近代，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所面临的文化态势已经发生逆转，西方文化处于无可置疑的强势地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处在上升时期，经济及科技实力的强盛，使得西方列强足以傲视全球，毫无顾忌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殖民扩张战略，并将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此时的中国，国力衰微，经济文化又远远落后于西方，这就注定了中国在中西文化的对垒中必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而长期以来养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又使中国人不愿轻易放弃这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