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毅败诉与公众人物名誉侵权问题.docVIP

范志毅败诉与公众人物名誉侵权问题 　　（一）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著名球星范志毅诉上海《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有了结局。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范志毅败诉。据称，这是十多年来因体育新闻引发的官司中媒体首次胜诉。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此类官司国内曾有十几起，无一例外均以媒体败诉而告终。不管二审是否维持原判，它都将对新闻侵权案的审理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新闻侵权的客体包括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姓名权、法人的名称权或商号权、公民与法人的荣誉权和著作权。）与判决结果相比，法官的判词更有意义：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在媒体不是故意捏造、夸大事实或诽谤的前提下，应优先保护??论监督权。据证实，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次提出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这两个事件必将使公众人物是否应该成为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这个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尽管理论是灰色，但是理论能推动实践的发展。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中法官的判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了理论研究的成果。 　　 　　（二） 　　 　　公众人物（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亦称公共人物、公众形象（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ｇｕｒｅ），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如著名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著名科学家和文化艺术家、皇亲贵族、战犯和社会公敌（毒枭、恐怖组织首领等）。广义而言，政府重要官员也属于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一定的时空领域中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公众人物可以分为积极的公众人物和消极的公众人物。前者指那些主观上主动追求知名度或放任别人赋予其一定的知名度者，如政府官员、体育明星、文艺明星。这些人可能作出过希望出人头地、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的意思表示，或者虽然没有作出这样的意思表示，但他们知道其活动的结果必然使其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这可以视为一种默许。消极的公众人物指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偶然性介入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并不是主观追求的结果，没有明示或默许成为公众人物，如产下多胞胎的妇女、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公众人物，主要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公众人物与公众兴趣、公共事务在西方国家并称三公，早在２０世纪中期就在司法实践中被作为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及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１９６２年，一个民权组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关注他们的高涨的声音》的整版广告，谴责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为了镇压要求民权的和平示威不妥当地包围了一所黑人学院，并不点名地指责某些南方的违法者曾用炸弹袭击了民权组织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家，殴打了金本人；七次以超速、闲逛和类似的罪行逮捕金；最后又指控金作伪证。当地警察公共事务官员沙利文认为该文是在诽谤他，遂提起诉讼，要求《纽约时报》赔偿５０万美元。亚拉巴马州法院判决沙利文胜诉。然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该州法院的裁决，裁定将沙利文认定为广告中所指之人的证据不足。最高法院认为，《纽约时报》虽然没有对广告中所载事实进行核实，但是鼓励这样的广告是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高法院据此确定了一条规则，即除非媒体有实际恶意（指明知新闻中的陈述为谬误或毫不顾及陈述是否为谬误而公布于众），否则政府官员都不能获得与其职权行为有关的评论的救济。此后，美国最高法院将这条规则的范围扩展为所有的公共人物。 　　自《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后，美国政府官员被批评是很正常的，官员也不会起诉媒体，就因为有了沙利文案，你可以起诉，但是你要证明媒体的报道是出于实际恶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很难胜诉，后来几十年，随着诽谤司法的发展，这项规则不像开始那么绝对，但它的基调没有改变。在美国这个实行判例法的国家，《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纽约时报》的胜诉为美国媒体批评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公众人物开了先例，任何触犯法律或有不良道德记录的公众人物想躲开媒体的视线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本文开头提到的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中，原告范志毅无疑是公众人物，而且他又不能找到证据证明被告《东方体育日报》存在着实际恶意（即我们常说的主观过错），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了。尽管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草案中新闻侵权部分被删去，公众人物这个法律术语没被采纳，但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还是向人们传达了一种信息，反映了一种趋势：公众人物在司法实践中会被越来越多地作为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最终会被立法机关认可。在我国加入ＷＴＯ已经有一年多的时代背景下看静安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就不会觉得奇怪，其实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的不仅是经济领域，司法也不能逆国际趋势而动。据该案审判长吴裕华法官说，该案在合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