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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般监督意义上检察预防权调整 　　检察预防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基本职责，其履行职权的范围较之其他检察业务更宽，且更具有一般监督的性质。而对一般监督意义上的检察预防权调整，或称在一般监督领域的能动，即在适用主体的认识、范围的调整、标准的划分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一般监督权作为我国检察机关的一项工作职能，最早见于《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1951年9月）及1954年宪法。过去，在一般监督权的行使方面，检察机关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政治需求与检察权的一般监督职能产生现实冲突，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检察机关在1967年被撤销，其职权由公安机关代为行使。1978年恢复重建后，检察机关对一般监督权的理解趋向保守、回避，检察监督权更多被理解为诉讼程序中的??权执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检察权的行使趋向于个例化、具体化。但与单纯办案业务不同，检察预防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基础性业务工作，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工作所涉及的对象范围更为宽泛，从工作属性上具有对业务检察工作个例化、具体化的否定。基于此，关于检察预防权在一般监督领域的前瞻性理解，必将对预防实践发挥很重要的影响。 　　一、检察预防权所适用主体属性的再认识 　　检察预防权的工作范围，从根本上并不必然被理解为等同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工作范围，其并不为后者所囿，这是对预防权业务触角所涉范围再认识的一个前提。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范围涵盖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责任等七大类五十二个罪名，作为实现检察（侦查）权的业务部门，其业务范围自然为法律所界定，明晰的权责分属有利于职能的履行和义务的承担，而检察预防部门是否必然以自侦部门的行权范围为界限是存有疑问的。预防各项工作规定的散见，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因此对预防职责范围理解上的窄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感性的判断、一种历史角度上的“自我约束”，尽管预防部门的历史渊源与自侦部门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来说，概念上更多体现在悖职性这一根本，而此类特点并不为自侦案件主体资格人群所独有，且预防权所强调的“制度漏洞”、“风险预警”等概念本身就不具有个体属性，以个案为基础开展预防工作固然可行，却只能是一种社会利益受损之后的弥补和挽救，无法在更广的视角、更深的层次上调整预防策略。至于一般监督概念本身具有的社会风险，检察权在监督权实现过程中目前基以体现作用的公诉权、侦查监督权、控告申诉权等，谨由具体化、个体化的角度，依然体现着检察权的现实实现，或称检察预防权监督范围的适度调整并不在总体上改变目前以刑事诉讼为主体的“法律监督”的性质，所以在不脱离自侦前提下纳入其他职能，延伸自侦视角看待检察预防权，是预防权走向深入的一个认知前提。 　　二、检察预防权面对经济转型行权的再适应 　　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刑法》对公共财产的范围规定为：“(一)国有财产；（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从业务分工上，检察机关更多侧重于保护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国有资产，具体地讲，其保护的主体主要还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近一段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变革，国有企业本身也在经历着转型、改制的重要转变，而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侵害国有资产权益、损害广大职工合法权益的贿赂案件，而这类案件在适用法律方面目前存在着一定的困扰。目前关于国有企业改制改变为国有控股、参股企业贪污、贿赂类的法律解释主要有三项，分别为：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5年《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企业、企业人员的解释》，从上述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对国有企业与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属性上是区别对待的。尽管在司法实践中，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与实务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但这就存在一定的法理理解上的问题。现实生活中，股份制企业转型的步骤加快，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经济体不断涌现，国有资产在这些新型经济体中所起的作用也日趋复杂，单纯以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来划分管辖就有与现实脱节之虞，预防权的行使也会面临无法取舍的被动，在极端的事例中，对于某特定经济实体在转型过程中发生发现的问题，预防职能部门就会无所适从。 　　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尽管经济体制不同，类别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