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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监督权与名誉权保护 　　新闻监督权与名誉权保护,是多年来新闻实践中及司法审判实践中时常遇到的问题,不仅经常会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也不断引起新闻从业者及法学家的思考。 　　 　　新闻监督权与名誉权的法律意义 　　 　　新闻监督权是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及时披露及做出合法性评论的权利,它对于揭露和抨击各种有害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及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名誉权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就其自身属性和特点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新闻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为的否定评价权。在有些情形之下,这两种权利在特定领域出现必然的冲突,甚至出现二律背反的矛盾情况。如果法律过分加强名誉权保护,对侵犯名誉权的行为采取严厉态度,新闻监督权就会受到抑制,造成新闻监督权软弱,甚至权利流失。如果法律过分保护新闻监督权,势必对侵犯名誉权行为予以较大程度的宽容,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新闻批评容忍,甚至权利变成义务。那么,如何将这两种权力置于恰当的位置,则属于新闻监督权与名誉权保护冲突的价值选择问题。 　　 　　开放的社会呼唤新闻监督权 　　 　　近代传媒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传播信息、监督社会的职能。传媒监督已成为国际公认的言论自由的重要内容和直接体现,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等方式反映民众的呼声与要求,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的代言人。传媒监督也是衡量一国社会开放及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标准。人们也普遍认可,媒体是代表公民行使宪法监督权的重要渠道,是法律赋予新闻机构的重要权利。 　　媒体监督具有开放性与广泛性,容易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判断,唤起整个社会对某种问题理性的道德和情感评价,因此,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西方国家将新闻媒体视为“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具有对社会权力的重要制衡作用。 　　媒体监督即舆论监督,与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人大监督、党派监督、公众监督一样,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监督途径。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做出了“舆论监督”的表述。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要“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党的十五大报告则要求,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应该是一个媒体进行新闻监督的成功范例。多年来,它不仅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为全国观众所关注。 　　 　　对名誉权的法律保护 　　 　　行使新闻监督权在受到鼓励的同时,也要受到法律上的约束。在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应该坚持新闻监督权与名誉权二者平衡的精神。 　　在新闻监督权的内容上,只要“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就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客观公正是舆论监督的生命所在,这是新闻从业人员必须牢记的。在进行舆论监督之前,要全面地占有第一手素材,彻底弄清楚事情的真伪。所要报道的事实,尽可能地不要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细节上的疏漏都会授人以柄,容易被人诉以名誉侵权。坚持客观公正,严把法律关,严把事实关,严把细节关,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反映了司法对媒体限制的宽泛及容忍度,这里面反映了媒体报道新闻事实的特性,追求即时性,第一时间向大众报道,后续报道纠编补正等。司法对媒体的限制是建立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司法限制就没有相应的合法性,如果司法不顾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对媒体的限制过严或过大,也可能会侵犯到媒体的合法权益。 　　新闻报道不实,不仅对当事人名誉造成损害,还可能构成诽谤。国外的“诽谤法”当然不止于新闻活动,但就其内容来讲几乎就是约束新闻出版活动的。按照英国传统的诽谤法,诽谤就是发表毁损他人名誉的言论。对于新闻诽谤,原告人只需证明新闻已经发表、针对自己、有损自己声誉,法院即应受理起诉。美国既是对传媒最宽容的国家,又是对传媒限制监督最多的国家。传媒必须对传播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反了真实性原则,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那么,媒体在诉讼中败诉是必然的,因此,真实性原则是司法监督媒体的一项重要原则。 　　如果只是非基本内容失实,或者是个别枝节性内容失实,只要没有侮辱或者诽谤的内容,则司法不能认为侵犯名誉权。因为非基本内容失实,并不能导致监督对象社会评价的降低,而要求新闻机构完全属实未免太苛刻,亦不客观现实。法律对新闻监督权的行使采取有所倾斜的方针,对非基本内容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