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作品中女性身份探析.docVIP

严歌苓作品中女性身份探析 　　关键词： 严歌苓；女性身份；雌性特质；文化认同；新文化身份 　　摘要： 随着一批女性作家的异军突起，女性的身份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女性身份的构建不再仅仅局限于性属身份的角度，而是日趋多元化。严歌苓作品中丰富的女性形象正是这种多元化视角的体现：一方面，她将女性身份置于时代、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揭示出女性身份所蕴含的雌性特质；另一方面，她又对移民女性的身份进行深入剖析，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女性新的文化身份也应运而生。可见，严歌苓在构筑一个丰富的女性形象世界的同时也为我们构建了女性的多重身份。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2－0054－07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身份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问题、分析文学文本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身份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它一般由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语言、最长的居住地、职业、阶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作为特征辨认的身材、年龄等因素组成〔1〕。严歌苓的作品对女性身份的探寻首先表现为人在社会中所应具有的性别、合法位置、职责等外在表层因素，她从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来探析女性身份，揭示出身份背后所隐藏的女性魅力，以批判“男人第一性，女人第二性”的谬误。其次，她对移民女性身份的构建更趋向于一种“综合的”、“文化的”身份，这种身份是指那种决定女性在社会族群中文化本质的属性，也即文化身份认同。斯图亚特·霍尔说：“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淀之下的一个稳定的、不变的、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但是身份既决定着人们得到的待遇，又因为人们的活动而增减、变换，乃至断裂、破碎、重组、消失，所以斯图亚特·霍尔又指出：“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它们绝不是永恒的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利的不断嬉戏。”〔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在异域与本土文化的夹缝中，在男权的规约下，女性需要不断地确认和调整自己的身份，以此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外部环境，因而女性的多重身份也就产生了。目前对严歌苓作品中女性身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移民女性的文化身份的研究，而忽略了女性身份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女性自我身份的塑造。本文拟将严歌苓作品中的本土女性置于时代、男权背景和自我身份塑造过程中来分析，以揭示女性性别身份背后所蕴含的雌性特质，并进一步对移民女性的文化身份进行研究，因为除了边缘他者的身份外，移民女性在时代的大潮流下，逐渐成为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她们有了新的文化身份。笔者希望通过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能为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的把握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时代的殉葬品 　　严歌苓曾说过：“‘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个谜，即使出国我也没有停止这种询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有如此反常的行为。”〔3〕严歌苓是文革的亲历者，这段历史成为了她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与生俱来的女性身份让她对那个荒诞时代同类女性的遭遇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在那样一个女性与社会、政治矛盾最为尖锐的年代里，她过早地认识到了人世间太多的无耻与丑恶，于是她笔下那个时代的女性无一例外地都丧失了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身份。没有了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更遑论女性的自然性别身份。在那样的年代里，女性本身的美与善良被无情地摧残了，女性在历史的洪流中成为了时代殉葬品。 　　 《白蛇》是严歌苓根据听来的一个女舞蹈演员的故事创作而成的，这部作品反映了文革时代女性为“人”身份的丧失以及女性不能为人的痛苦。“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4〕孙丽坤原本是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美丽而受人尊敬，但在文革时期却被扣上了间谍的罪名，被无休止地批斗、强制禁闭，最后精神失常。此时，孙丽坤的尊严荡然无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被剥夺，她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身份，而社会却到处充斥着对暴力的歌功颂德，对道德的践踏，美被贬得一文不值。曾经年少美丽、纯洁无瑕如同仙女的她在时代的漩涡里最后沦为了世俗中的一员，尊严于她荡然无存，压抑的生活扭曲了她的心灵，最后竟然出卖自己的自尊和廉耻：“看啥子哟，哟？”孙丽坤乘胜追着他们喊，笑得更泼更毒辣。“莫得啥子看头！”一个小伙子装老油条，回头调笑。“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她说。……她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她那碎花粉红内裤就不再是内裤了〔4〕。 　　在文革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