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胡适教育救国思想之共同点.docVIP

严复与胡适教育救国思想之共同点 　　[摘　要]严复、胡适分别是戊戌变法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位著名学者，都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北大的校长，并且两人在思想上也有着相通之处，那就是教育救国思想。具有留学经历的两人，深受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熏陶；面临着中国的危亡，二人都认识到国民素质对国家兴盛的影响，并提倡提高国民素质；批判传统教育模式，兴办学校是二人教育改革的关键。 　　[关键词]严复；胡适；教育救国 　　近代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宰割，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打破，有识之士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努力寻找出路。教育救国思潮便应运而生，为爱国人士在救国道路上点燃一盏明亮的指明灯。曾经在1912年和1946年担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与胡适就是教育救国思潮中的两位杰出代表。虽然二人所处的年代不相同，但是二人在教育救国的思想中却有着相同之处。 　　一、深受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熏陶 　　严复与胡适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深受西方先进教育的感染。1877年严复作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英国学习，在这里，严复接触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深受影响。“人民者，固动物之一类也”[1]，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点使严复认识到了“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弱肉，愚者常为智者役”[2]的道理。国家也一样，不做“弱者”、“愚者”，就要在竞争中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智慧，从教育着手提高人民的能力为最佳选择。根据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的性质是由每个个体的性质所决定的。严复指出“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所以“盖民生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3]要使国家实现强盛，应该从国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提高国民素质即“民力、民智、民德”视为关键。 　　1915年9月胡适赴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实验主义者杜威，并深受杜威的思想影响。杜威在教育方面的观念主要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的“个性教育”，“平民主义的教育”等主张。对于杜威的思想，胡适必然深信不疑。杜威的这些主张对于中国教育的落后状态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胡适提出“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4]，“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5]并指出“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大。从母校、奶妈、什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6]并且对杜威的教育哲学“发展个性的知能”胡适推崇备至。 　　二人出国留学的经历使他们对西方先进文明有了深刻的认识。面对中国危难之时，二人均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达到改革中国落后的教育体制之目的以至挽救中国危亡。 　　二、认识到救国的根本在于提高国民素质 　　国民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出现问题必然会牵扯到国家，那么严复与胡适二人都看到了中国的贫弱与国民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改变国民素质的关键就是提高教育水平，亦是救国之关键。严复曾深刻的指出“但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7]他主张挽救中国，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严复曾对孙中山讲过“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8]但是国民的素质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的盛衰和国家的兴亡，严复积极提倡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挽救危亡的紧迫措施。上一节中提到了严复的民力、民智、民德的观点，严复认为以西方评论者的角度，判断一个种族的兴盛与衰败都是以民力、民智、民德为基准点，并且这三点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高下的关键点。所以要想使中国强盛，“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重要手段。 　　不仅严复将国民素质视为影响国家贫弱强盛的关键，胡适也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改良者。胡适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就曾对许怡逊表示：“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教育事业，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11]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教育救国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教育比武力更重要，“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12]这些可以看出胡适看到了教育育人的重要性，提高国人的素质胜过武力比拼，并且自己的愿望就是教书育人。五卅运动后，胡适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在文章中胡适表示了“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需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在胡适看来提高国人的素质是救国的重要源泉。 　　胡适一直都非常重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