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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论视角下比较文学“两个比较” 　　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但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依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梳理或界定，其中的主要根源是传统研究的“总体论”取向。通过开辟一种有别于传统研究的路径，即“个体论”取向，依据“观念”与“方法”的关联性（即两者之间的相生性与疏离性），可将“比较”分为“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他律性比较”是指与“观念”相生的“比较”；“自律性比较”是指与“观念”疏离的“比较”。对“两个比较”的揭示，使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得到一次学理性的朗照。 　　[关键词]个体论；跨际文化观；他律性比较；自律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82-05 　　林玮生（1966-），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外语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广东广州 5106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W1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西‘神话形态’蕴含的‘文化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51045）、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西‘神话形态’与‘文化范式’的全息性研究”（项目编号：11WYXM056）的阶段性成果。 　　一、“比较”内涵界定的困惑及主要根源 　　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已历经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比较文学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艰难的步履中走来。造成这一“曲折”境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比较文学自身，而在于比较文学缺乏一套有机的、系统的学理支撑。其中一个表现是对“比较”含义界定的乏力与贫困，而“比较”含义的界定则关系到比较文学是否能在学科之林中安身立命。对“比较”阐释的乏力，使比较文学遭受克罗齐们的不断非难，尽管玛利·伽列抛出“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加以回击，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比较”内涵的阐释系统。 　　长期以来，为了解读“比较”含义，不少比较学者从“比较”术语人手，去探求“比”/“比较”（包括“可比性”）的内涵。殊不知，这是一种本末颠倒的溯求。“比”/“比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操作???的东西，而不是第一性、本质性、独立性的东西。在“比较”的背后，还有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主人，那就是“观念”，“比较”受到了这个“观念”的制约。离开了“观念”的“比较”，就如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比较”只能在空中无的放矢地飘游。“比较”只有与“观念”建立关系，才能拥有定性的言说空间，而不再飘游不定。 　　长期以来，“比较”内涵一直没有得到理想的揭示与界定，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根源是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所沿袭的“总体论”取向。所谓总体论，是指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把世界各国的比较文学视为一个大整体、统一体，从发生到发展对其进行总体叙述，希冀从中概括出一套共性话语的研究范式。 　　自从历史上的第一部专著（1886年，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问世至今，“比较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表现在理论（学科）专著的各项内容之中，其中，“定义”与“简史”（“史”）是两个重要的表现窗口。一个学科的定义即代表着对学科理论（简称为“理”）的基本理解，是“理”的出发点、归宿点与聚缩点，是对“理”本质特征、内涵和外延的高度概括。“史”则是对“理”（定义）进行历时性的演绎与展示。“理”（定义）与“史”是一种形异质同的关系。纵观百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例如，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布吕奈尔等的《什么是比较文学》、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及王向远的《比较文学系谱论》，从“定义”与“简史”两个窗口可以发现，这些专著均不自觉地寻求着一个统一的定义，并根据定义的内涵，去编撰一部宏观的世界比较文学发生史、发展史。这正是一种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已经成了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不假思索的研究范式。 　　总体论虽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面对比较文学这一极为复杂的人文领域现象，总体论难以给个体提供释放生动与活力的空间，难以彰显比较文学中各种个体文化哲学观的志趣，例如，在比较文学中，有两大论者，即“平行论者”与“影响论者”，他们所把持的哲学文化观不尽相同，有的持进化论、同源论等，有的持“单中心传播论”、“多中心传播论”等，这些迥异的哲学文化观均是比较文学现象里更为深层、更为前提性的东西，这些因素使比较文学内部出现“欲合还分”的张力与斥力。而总体论以“一”述“多”的宏大共性研究，只能牺牲活生生的个性而求得抽象的共性，无法让这些个体性得到充分的诉求，无法顾及到“比较”背后的各种“观念”。而一旦“观念”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比较”的内涵便无从谈起。 　　因此，在总体论的语境下去寻找“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