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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中国现代化”诉求人文思想特征 　　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化的诉求，有着鲜明的中西合璧的人文思想特征。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是学贯中西的张君劢一生心志之所在。张君劢肯认现代社会的“进步”意义，并认定这一进步须通过思想方法与科学精神来达到，所以他尤其强调制度“演进”要与现代生活观念相应并宣称要“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合于现代生活”。在张君劢眼中，欧洲步入近现代的标志，与其自然权利说导致的立宪政体、民主政体制度的确立是相应的。所以，他强调培养独立自由之人格，“养人之所以为人”，“惟有尊重自由”。 　　[关键词]张君劢；中国现代化；民主宪政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24—07 　　张君劢（1887—1969）获得现代“新儒家”的盛名，是在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三人联名发表那篇极为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后。表层地看，强烈的现代化诉求，似乎与其新儒家名分不相吻合；然而正是其持新儒家远景发展之心态，始对西方思想之冲击有极为深痛而强烈的感触，加之西方留学的经历，使其现代化诉求比之同时代的新儒家更为迫切。吸纳西方先进文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是学贯中西的张君劢一生心志之所在。 　　唐君毅曾立于“现代”视角而对其作出甚高评价：“中国现代思想界中，首将西方理想主义哲学，介绍至中国，而立身则志在儒行，论政则期于民主，数十年来，未尝一日失所信者，当推张君劢先生。”这个评价，应当说十分到位地传达出了张君劢面对现代化的心态、理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从张君劢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承负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使命，也许这是他内在心志聚焦在“立宪”二字上的缘故吧。其处女作即是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张君劢因此而结识了让他一生都未停止过“立宪”政治活动的梁启超。须知，对西学东渐时代中国思想界人物的评价中，他最为推崇的是梁启超，这点我们放到最后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君劢即颇富卓识地预见到制度确立之??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吾们国家最重要的事项，是确立吾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中国近代化。”就此，他还十分尖锐地提出：须将他国的制度来源思想搞清楚，而大可不必以模仿他人为能事。事实上，这位曾一度被人号为“玄学鬼”的张君劢，一生还在不遗余力地倡言民主与科学，然而这是一种基于本位文化的倡言。诚如其所言：“‘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我的看法是：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助于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足可为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概言之，张君劢将其一生的奋斗都摄人了他对中国文化远景之瞻望中。他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断言： 　　吾人研求三四千年中，中印欧民族生活之经过，于是得一结论日：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民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 　　如此倡导“精神自由”，甚至将其作为文化发展价值取向之“总原则”，这似有些像西方学者的口吻了。而其对议会政治的赞赏，甚至用马克思（尽管他对马克思多有误解）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法案通过后，对于英议会与资产阶级大致赞赏之辞。可知议会政治自有改造社会之功用。”这就更不像“玄学鬼”的口吻了。须知，张君劢晚年反复宣称自己“不敢自逸”的重要理由，即在国家政治与学术二途。显然，在张君劢的观念中，文化之复兴与政治之前途，是一而不二的内在连续性整体。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张氏在抗战前后就有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的演讲与著作集了。 　　一、“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合于现代生活” 　　张君劢在《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中宣称： 　　盖惟有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后吾国学说方能达于方法谨严，意义明确，分析精到，合于现代生活，亦惟有以吾国儒家哲学为本位，而后本大道并行万物并育之旨，可集合众家之说，以汇为一大洪流，兼可以发挥吾国慎思明辨而加上笃行之长。 　　可见，张氏虽以中国儒家哲学为本位，却丝毫不排斥西学，甚而以采西学之长为发展我固有学说之前提条件；此中更可透见他是何等地服膺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而求真正“达于方法谨严，意义明确，分析精到，合于现代生活”。张君劢十分认肯现代社会的“进步”意义，并认定这一进步是要通过思想方法与科学精神来达到的。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假令我们今后不在思想上求活跃之方法，在科学，哲学方面，便一定没有进步。”们据此，他强调要追究西方科学精神的来由：“科学精神，在法国十九世纪之初，便完全确立，后来德国将此种研究方法移到德国去，不及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