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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及认知态度 　　1 序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翻译学以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如果我们对现状作深入、客观的审视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翻译理论界实际上正处于一种“生态失衡”的局面。具体而言，就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的翻译研究领域，西方译论似乎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大量西方翻译理论以各种形式被介绍进来，获得了比较明显的强势地位，成为了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对我国传统译论的梳理、反思与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笔者认为，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思想体系，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字，有着不同的发展渊源和发展模式，因而体现出不同的地缘人文和地缘社会特色。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具有启示意义。引进西方优秀的翻译理论固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应该忽视的，是要立足自身文化传统，重新审视我国丰富的传统译学资源。这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本论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是什么？ 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有无文化与哲学上的根源？ 在今日的时代语境下，我们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译论？ 　　2 总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 　　在讨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 何谓中国传统译论？ 方梦之（ 2004: 63） 先生在其《译学辞典》中是这样定义传统译论的： “与现代译论相对存在的、不同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关翻译的论述，包括对前人的译论有系统、有目的的整理和评论。”王宏印、刘士聪（ 2002:8） 的看法是： “凡在中国现代译论产生以前，在中国学术领域内产生的关于翻译的一切理论，都属于广义的中国传统译论。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张思洁（ 2007:56） 则认为：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盖指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经学乃至书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又有机结合的翻译研究命题； 它上溯两汉佛经翻译评鉴，下迄明清西学翻译感言，且延揽其后在学理上与国学思想一致、在学缘上与国学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笔者见到的对中国传统译论最新的界定来自孔祥立（ 2013:97） 先生： “传统译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学、哲学、诗学等基本理论和方法而产生的翻译理论，有别于以现代语言学、文艺学、哲学、美学等为根基的现代译论，更不同于西方译论。”综览这几名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中国传统译论有别于现代译论； 二、中国传统译论有别于西方译论； 三、中国传统译论有其自身的哲学、美学、文学等中国学术的渊源。 　　上述几名学者的定义基本给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总体轮廓。以下笔者尝试总结中国传统译论的主要特点： 　　（ 1） 中国传统译论在论说方式上重直觉、重体认。中国译家在讨论翻译问题时，运用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思维，其文字特色因而有着非常鲜明的直觉性特色，具体而言，就是不诉诸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和严谨细致的分析程序，而是以感悟、体会的方式直接面对事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并用综合性的、生动的、笼统的语言表述之。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是钱钟书的“化境”,都非常能体现中国传统译论的直觉性特征。何谓“信、达、雅”? 何谓“神似”? 何谓“化境”? 如果是西方论者，一定会有长篇大套的分析和论证； 而在中国翻译家那里，则不需要这一过程，因为他们的论述方式本身就不是抽象性的演绎，而是艺术化的、直觉性的，其意味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捉摸、去感悟。 　　对于中国传统译论，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对于与翻译实践和译文质量价值判断直接相关的命题……周而复始，反复着墨； 与此相反，对与实践关联性不强，包括翻译学的体系与构建，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纯翻译学研究课题则不感兴趣，弃之一边。”（ 司显柱，2002: 40） 这段话，就其陈述的客观事实而言，说得并不错，但笔者并不同意这段话背后的价值倾向，因为这种量的、宽度的评论没有深入到中国传统译论的内在精神，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译论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本不在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只是论者对其所从事的翻译实践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不是一般现代理论所依靠的外在的理性解析和概念把握，而是一种从具体实践中的亲证亲悟，而正是这种“亲证亲悟”性，使得中国传统译论有别于一般的知识和学问，它既不是凭空的发明创造，也不是简单的在前人基础上的积累和发展。不能说傅雷先生提出了“神似”说，后人只要看到或研究了这个“神似”说，就自动达到了“神似”的境界。今日研究翻译者谁人不知“神似”? 　　然而一般研究者观念中的“神似”与傅雷先生所体认到的“神似”能否等量齐观？ 很多讨论“神似”的学术性文章，博采中西译学最新理论，洋洋洒洒，有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