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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缺失与对策 　　我国从1990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到2005年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实施，对维护高校正常教学秩序和促进学生成才，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高校发展日新月异，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也需要与之同步发展。面对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缺失现象，明确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权力来源，对于完善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一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权力来源 　　对于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权力来源，传统观念认为，权力来自于国家法律法规、高校自主权以及其他特别权力关系的认定[1]。对于社会体系和学生，同样作为管理制度的权力来源主体，却被忽略。 　　1国家机器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依据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并以《宪法》为基础，通过法律授权，获得其自身权力。具体来说，我国法律法规中，对于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在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方面，都有法律效力保障。 　　《教育法》第三章第26条，第28条明确规定，学校应该“有组织机构和章程”，并且“学校按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2]。这是法律对于高校管理学生的明确授权。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更强化了国家机器对高校管理学生的放权。这种权力的传递，使得高校获得同质权。 　　2社会体系 　　社会体系包含人口、自然环境和文化等基本构成要素。而人是符号化的动物，社会文化是人的构成基础[3]。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生成及其修订，社会文化一直被作为隐性依据。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章规定，学生要“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第四章规定，学生“应当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自觉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优美、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等。这些规定内容，即行为规范、思想品德、道德规范等，在学生管理各阶段均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在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中，社会文化是权力来源主体之一，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起着不可估量的隐性强制力。社会体系独立于高校之外，亦属于外部法律监督主体。虽然它所进行的监督“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但对于高校学生管理，社会体系多有涉入，社会体系无疑是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权力来源之一。 　　3高校法人 　　高校自主权包含办学自主权和管理自主权。办学自主权包含了高校自主决策并自主执行，自主发展并自主约束等方面权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充当了法人角色，因此也享 有独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4]。1986年，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将高等学校管理权限扩大到招生、专业、科研等8个方面。1998年《高等教育法》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标志着高校在学生管理制度中，具备了自主权，具有行政效力。 　　4高校学生 　　按照福柯权力理论，“权力是一种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一切势力之间的关系皆为权力关系”，“势力从来就不是一元性的，究其本质，不同势力相互依存，从而，任何势力本身就是一种关系”[5]。权力是实施过程中，被压制对象也必然产生抵抗，从而成为权力主体之一。管理过程即权力的实施过程，学生处于管理链的终端，从而在抵抗和自我形式塑造方面，也由于权力的生产性，成为权利主体之一。 　　二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缺失现状 　　1法制理念缺乏，局部管理制度依法缺位 　　我国法治以人为本，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6]。这是我国法制的根本精神理念，贯穿于我国整套法制体系中。所有司法实践都应该体现法治理念，所有惩罚都理应有法制条例依据。如果法律法规出现空白便无法可依。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其他教育单行法律。这些法规对于高校学生管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有学者指出，由于教育单行法律在解决学生与高校之间的纠纷中并未发挥明显作用，兼之2005年的新《规定》对于学生权益也不够具体，所以需要制定出统一的《学生法》，以明确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7]。高校学生权力救济制度也不完善。新《规定》的颁发，规范了学生权力制度，如新《规定》明确了学生具有申诉权，然而执行性规定仍显得极其模糊，也就必然导致在学生权益维护过程中出现诸多困难。 　　2公权异化，私权缺失 　　公权是指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力。它是以国家机器为权力主体，服务于社会私权。而私权则是指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自主、平等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私权是公权的源泉，公权是私权的保障，公权与私权的权力主体不同，公权权力主体是国家机器，私权的权力主体则是社会体系。公权与私权的权力内容及其实现手段也不同。公权与私权应该是可以和谐共处、相互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