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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腾讯与炙手人民网 　　互联网业曾经相信但最终不再相信概念和资源的稀缺性，中国互联网的繁荣，有赖自下而上、左右逢源的集群智能。 　　马化腾为什么关注“失控”? 　　美国《连线》杂志前主编、《失控》一书的作者凯文?凯利又一次来到中国，一向低调务实的腾讯CEO马化腾竟然相当高调地与这位天马行空的理论家坐而论道，深入交谈。也许每个成长到一定规模的公司的领导人都会经历从务实到务虚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公司不再务实，而是公司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企业的领导人面对的，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他不得不从“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的状态中走出来，直面某些相对抽象又具有普遍性的“主义”。 　　凯文?凯利的“失控”理论，恰好是关于由复杂要素和巨量个体组成的组织和生态的。小型组织与大型组织的差别，并不仅仅是规模的差别，而是运行机制的差别。前者更像是一台机器，而后者更像是―个生物体。机器与生物的基本差别在于，构成机器的零件是固化的，又是可一一拆解的。零件和模块不会自我生长，所有的零件和模块都服从于一个最顶层的命令。相反，生物体是由无数的细胞、组织、器官构成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地生长、发育、协同，让生物体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生长、自我修复和自我进化的能力。人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对生命体(哪怕是自己的身体)进行全面干预、重组，改变其形态和生长机制。换言之，生物体和超级有机体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 　　一个公司规模、构成要素越有限，企业的领导人对其控制的有效性就越明显。但当其规模、构成要素、与外界环境的接触和互动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的领导人就不得不面对公司的“失控”状态。 　　早在6年前，笔者在《企鹅帝国的半径》(《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2006年6月刊封面专题)中就指出，随着腾讯业务版图和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张，腾讯将面临经营半径与管理半径不对称的难题。就像历史上蒙古帝国由于管理半径(控制力和凝聚力)与经营半径(幅员)的严重脱节而骤然崩溃，企鹅帝国腾讯也有可能因为管理能力对众多的业务领域和业务部门鞭长莫及而遭遇重大的危机。 　　如果说3Q大战(2010年)中腾讯面临的考验主要是外部力量的“偷袭”所导致的话，此次生死劫之后腾讯面临的危机却是来自于内部。这种局面在2011年突显出来。企业内部逐渐出现了山头林立的局面，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命令越来越失效。马化腾说，“对于我们来说，内部管理问题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担忧，比如员工人数增加非常快，去年增加60％，现在突破两万人，文化的稀释，包括管理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外界也有很多的文章质疑腾讯有没有失控。” 　　面对这种局面，一个本能的反应是用强硬的控制来避免失控，让作为“器官”的各个部门退化为“零件”，避免部门自行其是和部门间的自相残杀，但其代价是各个部门丧失活力，整个企业陷入到一种僵死的有序性。如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马化腾从前未曾思考过的。凯文?凯利的“失控”理论似乎让他看到了方向。 　　《失控》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超越“愚蠢的控制”，实现“智慧的控制”，即从控制到失控。 　　凯文?凯利所说的“失控”，不是指混乱无序、低效率甚至自我毁灭的状况。蚂蚁群、蜜蜂群这样由巨量个体构成的组织体，能够呈现出高度的秩序和效率，不是得自于蚁王、蜂王的控制，而是得自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协作，以及在协作中“涌现”的众愚成智、大智若愚的“集群智能”(Wisdom of Crowd)。“失控”不是失去控制，而是让隐性的智能和能量来控制。在凯利看来，控制与失控，就是《道德经》里所说的“有为”与“无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由“无”(隐秘的能量和智能)来作为，来控制。而“有为”，就是以人为的干预来阻挠、破坏这种无形而巨大的力量和智能。 　　在马化腾看来，比自己对公司的控制力的丧失更可怕的，是公司自我生长、自我创新能力的丧失。用成熟的流程来管控公司，似乎避免了内部的冲突和纷争，但企业运行机制的官僚化日益明显，产品、研发按部就班，员工和部门有可能只对流程负责，而不对结果负责。这样的话，企业的创新能力必定下降，自发的、原生态的创新能力在公司内部越来越萎缩。一个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公司，应该像亚马逊森林一样，没有人在植树，没有人在饲养动物，但林林总总的动植物在那里旺盛生长和繁育。 　　马化腾与凯利讨论“失控”还有一个动机――向互联网管理部门呼吁，失控、无为的力量远大于控制、有为、干预的力量。无数的网民、网站具有大规模协作、自我生长、自我纠错的能力。中国互联网有今天的繁荣，与这种自下而上的生长机制密不可分。中国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相信、包容这种自下而上、左右逢源、在看似混沌中达到有序和繁荣的力量。 　　马化腾谈“失控”还有一个没有明说的动机――试图说服业界和用户，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