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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象超越与普及 　　【摘要】《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新英雄形象，通过表征民族意识，满足了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通过民间伦理对民族意识的转译，又同时满足了民族自我认知的普及性要求。然而民间伦理在转译民族意识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窄化了民族意识，使形象本身出现了模式化、平面化的倾向。作为新文学建构民族形象的一次尝试，解放区新英雄形象的生成机制充分展示了民族形象建构过程中超越性与普及性的互促与互限。 　　【关键词】民族形象；新英雄形象；超越；普及 　　 　　自19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以弱者身份进入世界语境之后，民族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就一直存在着改变弱势地位的超越性要求，并蕴涵着将之向全民族普及的冲动。《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新英雄形象既满足了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与普及的双重要求，也因此呈现出模式化、平面化的偏颇，其生成机制充分体现了民族自我形象在超越性与普及性之间的两难抉择。 　　新英雄的超越：受政治理念指引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自我与他者竞争中，尤其是在民族深陷于战争时最可贵也最令人振奋的精神品质。《新儿女英雄传》中牛大水、杨小梅等新英雄形象之所以激动人心，就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以民族为重、为民族奉献的理想民族意识的具体表征。文中的英雄人物之一黑老蔡曾对“英雄”做出这样的定义：“有能耐的人很多，就看走明路还是走暗路了。有的给鬼子办事，落一个汉奸的臭名，还不得好下场。有的人为咱们中国人争光露脸，闹个民族英雄，走到哪儿老百姓都是欢迎的。”[1]65民族意识成为新英雄形象的核心价值，他们不再因本领或能力焕发光彩，而是借表征民族意识呈现神圣性。正确的民族意识会赋予人某种神奇的能力，而错误的民族意识则会令具备特殊才能的人丧失能力。因此，甘愿为民族流血牺牲的牛大水，可以由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拥有非凡枪法、胆识过人的英雄。而原本枪法奇绝的张金龙却因为投降了日本人，丧失了原来的能力，在与游击队员的射击比赛中狼狈落败。 　　通过牛大水与张金龙的对比，《新儿女英雄传》强烈地凸显了民族意识之于英雄的重要意义。在艰难的民族抗战之中，民族意识的神圣光辉的确能令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然而系之于精神品格的民族意识若缺乏有效的启发与规范，是会产生波动甚至走向反面的。张金龙也曾一度加入抗日队伍中，却最终因无法克服懒惰、散漫等性格弱点，堕落为汉奸。文本通过张金龙的变化轨迹表达了对于单一民族意识标准的隐忧，新英雄形象为了满足超越性的民族自我认知要求，还需要明确正确民族意识的获得途径和保持方式。正如孙犁在谈论应该怎么对待战时的英雄文学时言及的那样：“今天，我们的战争，我们的英雄，跟旧时代的战争和英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不很了解这一点，以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的战争和英雄常被作歪曲的描写。只说勇敢、英雄……这种字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重要的还要区别怎样的勇敢和怎样的英雄。”[2]针对这一问题，牛大水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做出了详尽的解答。 　　《新儿女英雄传》中那些拥有正确民族意识，立场坚定的新英雄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牛大水原本只是一个只知有家不知有民族的农民，经过共产党员刘双喜的现身说法，大水才踏上了舍小家顾大家的英雄之路。启发牛大水的并不是刘双喜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所象征着的共产主义政治理念。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不仅启发普通人获得了民族意识，更杜绝了他们在通向英雄的漫长历程中的动摇与堕落，保证他们成长为新英雄，最终实现民族自我对他者的超越。当牛大水被何世雄严刑拷打时，身体的痛楚使他试图以死解脱，但一想到“‘我是个共产党员……’，他气一壮，心一横，觉得痛也不那么厉害了”[1]141，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使牛大水刚强坚定。文本借助类似情节的多次重复申明正是共产主义政治理念使民族意识的获得与正确实施成为可能。 　　鲜明的民族意识使新英雄形象既昭示了民族发展的理想方向，而政治理念又保障了民族意识的获得与保持，因此新英雄形象是稳定而自足的，其迸发出的光明、未来、理想等审美特质与精神元素，与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产生了共鸣与交流。 　　新英雄的普及：民间伦理对民族意识的解说与窄化 　　《新儿女英雄传》在满足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的基础上，还试图对这种超越性进行普及，使英雄成为民族自我认知的普遍特性。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新儿女英雄传》始终强调英雄与普通人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界限。文本试图通过塑造伟岸高大而又平凡普通的新英雄形象，使读者在产生崇敬感的同时获得认同感：“英雄”就在自己的身边，而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英雄”。郭沫若为《新儿女英雄传》所作的序言，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新英雄的普及功能，“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3]那么该如何成为“英雄”呢？《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