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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参与扫盲学习心理及其成因 　　摘要：1949年至2000年，我国农民参与扫盲的学习心理包括主动参与扫盲的“积极热情”类、“一切行动听指挥”类，被动参与扫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参与类、从众性参与类，不愿扫盲的环境障碍类、实施机构障碍类、心理障碍类。这些生动、下沉的扫盲教育发生生态，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因素，可以为当代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农民；扫盲；学习心理；成因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11-037-03 　　1949年，我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扫除农村文盲成为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全国性的农村扫盲教育，直至2000年才基本完成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成人参与教育活动的动机与心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但影响因素众多，而且成人本身有时亦未能确切说出其参与的原因。鉴于考量成人参与教育活动的真正动机的复杂性，本文以相关学习心理理论研究成果和访谈资料为“抓手”，努力呈现生动、下沉的扫盲教育发生生态。 　　一、主动参与扫盲 　　根据成人的学习心理动机，主动参与扫盲可分为“积极热情”类和“一切行动听指挥”类的学习方式。 　　1 “积极热情”类。这些人指的是在社会势力和个人需求双“正向势力”的交互下积极参加扫盲教育的文盲。他们对扫盲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其外在表现和内部主观世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人各个时期均有，但数量最多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大力倡导扫盲教育。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文件、指示、通知，在社会上营造了强势的要求学习的环境“场”，而这一因素正好与刚刚在政治、经济上获得翻身的农民的个人学习要求相呼应。出于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真诚热爱，当中央政府振臂号召农民参与学习、获得文化，以奔向共产主义的天堂时，广大农民群众激情高昂地投入了扫盲学习的洪流。“整个社会机体都受到同一种运动的激励。不再有任何个人……每个躯体都做着相同的摇摆，每一张脸上都戴着相同的面具，每个声音都发出相同的喊叫……每个人都从其他人的脸上看到他自己欲望的影像，从其他每个人的嘴里都听到他自己信念的证明”。在这一扫盲运动中，大部分农民的个体外在表现与内部主观世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其内部深层价值观的反映和体现。 　　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期问，扫盲教育已偏离正常轨道。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加剧，相当多的农民认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改造世界观、防修反修了。他们形成了“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毛主席就是方向”的主观意识。部分农民在“过去咱们学文化没机会，如今有了机会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毛主席吗？我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就要学一辈子文化”的心态下，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阶级斗争理论，呈现出与阶级斗争意蕴高度一致的学习热情。 　　改革开放后，扫盲教育重返正常的发展理路。通过一系列与20世纪50年代相仿的举措，国家重新营造了要求农民参与扫盲学习的强势力“场”。尚未完全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农民，在保持谨小慎微、亦步亦趋的心态的同时，内心重新燃起对学习的渴望，长期被压抑的学习热情得以释放，重新踏人扫盲大军，复又掀起波澜壮阔的扫盲运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国家权威从农村的撤出，在既体现国家一基层社会互动规则，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的乡村社会秩序对农民的束缚松绑后，农民学习呈现思想自主的新特点。这种自主性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的学习既不完全是政治加压下的“爆发性”学习，也不完全是社会舆论影响下的从众行为，而是个体内部需要与环境交互作用后产生的期待与正效价量的结果。比起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农民参与学习的自主性和选择性更强。 　　2 “一切行动听指挥”类。此类学习者，其参加扫盲学习活动的动力在于顺从外界权威（这里主要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和期望。他们参与学习的理由包括顺应他人的意愿、实现权威人士的要求、遵从权威人士的忠告、符合政府的期望等，学习活动取向的主要理由不在于活动的目的本身或内容，而在于达成服务社会或社区的目标。此类学习者与“积极热情”的群众相比，虽然称不上积极分子，觉悟也不如他们，但亦属主动学习范畴，且主要是顺从行为、大众行为和自保行为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合法的政治领袖和中国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农民努力实现领袖期望的个人行为，使扫盲运动呈现出轰轰烈烈的景象。这一景象反过来又影响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决策，领袖意志与农民积极性的交互作用成为推进扫盲运动的强大动力。在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下，扫盲运动的宣传天天可闻、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各级村干部把动员农民参与扫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