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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目录学成就初探 　　梁启超，宇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启蒙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他是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1917年，梁启超中止政治生涯，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术研究，致力于文化建设。由于受其恩师康有为的影响，在其后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图书馆建设方面，用力最勤。晚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任教；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专心致力于史学、文学、哲学、佛学及目录学的研究，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师。目录学是梁启超在其学术生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其目录学思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近代目录学发凡起例的奠基人。 　　近代目录学是开放与保守冲突的结果。甲午战争打开了一些人们保守思想的大门，人们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重要性。因此从1868年到1896年这近30年来，已有刊译机构近20处，西书开始大量译介，但对于西方目录学的借鉴却不多。戊戌变法前后，许多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编制西书目录的重要性，梁启超首当其冲。仅梁启超就编《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目录》、《读书分月课程》等目录学著作，还有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丁福保编《算学书目提要》等十余部。在编制西文书目过程中，中国目录学完成了从古典向近代目录学形态的演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梁启超。 　　1.治目录学的动机 　　在我国，自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一切的政治、文化活动无不围绕着这一中心发展。梁启超热切希望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胞们越来越多，“于是言矿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不无不新；言光化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愈越于俄日，可立待也” [1]。在当时，梁启超的目的是利用目录来宣传新学，让目录学为变法改良宣传西书和科学技术提供服务。在当时中国社会里大声疾呼强调目录学为改良服务的，梁启超是第一人。这和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但是从个人角度来说，主要是他对目录学的深刻认识，他看到了中国不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进步的事实，因此，他竭力主张通过目录学大力宣扬西方现代思想和科学，为中国的变革、进步服务。 　　梁启超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他高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读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2]为了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推动西学书籍的翻译工作，他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有了西书，掌握了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才能实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书西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决定去编撰书目。《西书提要》（1896）、《西学书目表》（1896）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他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西方图书作系统编目的人。提要目录《东籍月旦》，介绍了一批日本人的著述和所译西方著作，每书著录书名、著译者、册数、定价，大多数有内容提要。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维新变法服务。 　　2.对目录分类学的贡献 　　梁启超在编制《西学书目表》时，将中译西书划为学、政、教、杂四个大类。除教育书类未收外，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为西学诸书、西政诸书和杂类之书：“西学诸书其目日算学，重(力)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宇宙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西政诸书其目日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杂类之书其目日游记、报章、格致总日、西人之书等。” [3]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已跳出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框子，突破经、史、子、集的分类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梁启超主张类目体系也要体现科学性。他认为类目的划分要科学精当，排列要整齐划一，组织要系统、合理，体系要反映出学科的内在联系和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直到今天，中国图书分类法仍然贯彻的原则就是1925年梁启超提出的“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既分大小乘，又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但同时还要顾及译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 　　梁启超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最早提出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的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