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探析.docVIP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探析 　　2012年两会期间，“农民工”一词再次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温总理在会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让农民无论进城还是留乡，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也凸显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迫切性和战略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53亿人，农民工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对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界定应从农民工的概念切入。1984年，张雨林教授在《社会学通讯》第一次提出“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被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农民工是有中国特色的名词，主要指户籍在农村，但是却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是由农民转变为市民过程中的过渡称谓，具有三重身份：在户籍上是农民，在职业上是工人，从社会身份上看，则是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性群体。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在完成由农民→工人转变的基础上，实现由工人→市民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外在转变与内在提升结合，不仅包括农民工在社会身份上由工人→市民的转变，均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完成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内在方面的提升，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两个方面：外在的制度障碍和自身素质障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困难在于外在的制度障碍。 　　1.制度障碍 　　首先，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户籍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身份，更重要的是一种福利证明。刘传江有“双重户籍墙”的提法，显性户籍墙是户籍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隐性户籍墙是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待遇。目前，虽然农民→农民工已经成功穿越了“显性户籍墙”，??农民工→市民需穿越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1]尽管近年来，一些省市在户籍制度上有所放松，如广东省的“积分入户”政策，但是“隐性户籍墙”仍未消除，仍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其次，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保制度也把农民工排斥在外。据调查，农民工社保存在参保率低，参保不全面的问题。与我国城镇居民超过80%的参保率相对比，农民工参保率未达50%。农民工“五险”参保率不足10%。其中养老保险由于异地接续难，使农民工“老有所养”成为奢望。作为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体系也未把农民工纳入其中。 　　第三、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缺乏对农民工土地流转有效的补偿机制，在农民工收入有限，又没有完善的社保的情况下，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 　　第四、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就业歧视、就业机会不均等、就业信息不通畅、企业用工不规范、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农民工就业权益无法保障等问题，使农民工在就业中属于弱势群体，主要从事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工作。 　　第五、教育培训制度不健全，农民工自身的教育培训是农民工提升技能，素质的基础，是农民工是否能市民化的关键。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教育培训主要面对城市职工，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机会少，即使有教育培训，时间较短，作用不大。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进城的后顾之忧。现阶段，城市公立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入学要求收取借读费，户籍歧视现象严重。而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子女的身心发展。 　　第六、住房制度。住有所居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超过70%的农民工以租房或者单位免费提供住宿为住房来源。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一直未把农民工纳入其中，能够享受保障房福利的农民工不超过10%。农民工住房大多存在住房条件差，住房拥挤等问题。据调查，60%的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简易房，单位工棚或宿舍，生活设施简陋，脏、乱、差现象突出。 　　2.自身素质障碍 　　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素质是关乎其是否能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市民的关键。农民工大多具有受教育程度低，接受新事物能力差，思想观念陈旧，维权意识不强等自身不足，直接限制了其发展空间。 　　三、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工向城市融入的过程，更是一个包括政府，城市居民在内的多向互动机制，其中政府的工作不可小视。[3]多年来，在农民工市民化中，政府都是以“管制者”的身份对待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