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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有效性分析 　　摘 要：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当前及今后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稳步放松、逐步解除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是实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个节点。本文实证分析现行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有效性，分析存款利率放松或解除管制的次序和方式，并提出与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相配套的政策与措施。 　　关键词：利率管制；均衡利率；偏离度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9-0053-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9.13 　　一、引言 　　利率管制是金融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经历过利率管制。美国20世纪30年代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所确定的Q条例，正式成为美国利率管制的开端，1966年又颁布了《临时利率控制法案》进一步强化利率管制。英国的利率管制则主要表现为银行间利率协定，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就存在。1941年德国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通过制定《银行法》对存贷款利率实施了较长时期的管制；二战结束后，法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加强了信贷管理政策，规定存贷款的最高利率水平。德国于1932年开始实施利率管制，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利率管制的范围由最初的银行间利率协定，扩展到存贷款利率、票据贴现利率、各种手续费。1947年日本颁布的《利率调整法》采取直接限制和指导性限制存款利率、短期贷款利率、长期优惠贷款利率、债券发行利率。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后，为防止资金外流、优先发展产业、实行信贷倾斜和加强银行的监管以限制风险等方面的考虑，澳大利亚出台了包括对银行存贷款利率实行严格控制在内的金融管制政策①。此外，韩国、中国台湾、印度等国家或地区都实行较长时期的利率管制政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放松利率管制，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势在必行。1996年，中国正式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但中国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国家金融控制成为制度变迁成本，由此成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缓慢的重要缘由②。正如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中认为的那样，政府通过对存贷款利率进行管制是为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以此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和企业部门的资金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1]。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并存的现实，引发了诸多学者对中国利率管制的思考。贺学会（1999）分析了低利率管制带来的储蓄缩减效应，要防止储蓄缩减必须进行强制储蓄，而这种强制储蓄政策又会带来扭曲效应[2]。王国松（2001）认为，中国一直奉行“金融约束”政策，始终没有放弃对存贷款利率的严格管制，尤其是对本币存贷款利率的控制[3]。宋伦进（2005）则认为，我国现阶段利率管制是合理的，不宜实行利率的市场化[4]。秦丽（2004）认为中国利率管制削弱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5]。刘春梅（2006）指出，放开贷款利率上限虽有局限性，但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必由之路[6]。孔德刚（2007）分析认为，当前“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目标体现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力求稳定的特点，有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与金融市场的稳定[7]。徐卫国（2007）认为，利率管制既创造了租金效应，又带来银行效率的损失[8]。赵天荣和李成（2009）分析利率管制对金融中介的影响，指出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保持存款利率管制既能促使利率形成机制的形成，又能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实力[9]； Feyzio lu（2009）和人民银行报告（2009）也间接指出中国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一般是有效的[10-11]。何东和王洪林（2011）运用多国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了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一般有效的结论，用2004年以来的贷款占比分析认为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大多无效[12]。 　　事实上，长期存款利率管制导致居民储蓄财富扭曲，随着近年来通胀呈现持续走高态势，“负利率”使居民财富严重缩水，存款利率放开的呼声不绝于耳。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利率的变相市场化①，为主导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实行市场化提供有益条件和内在动力，倒逼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特别是2012年6月和7月，央行两次降息的同时，扩大了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尤其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存款利率市场化“惊险一跃”成为改革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突破性尝试，2013年7月20日，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下限，由此贷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后续利率市场化仅剩人民币存款利率。 　　鉴于存款利率还存在上限管理，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上限管制有效”吗？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后续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一些拙见。 　　二、存款利率管制对银行存贷款的影响 　　一般地说，在竞争性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