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对700美元股价苹果做卖出评级.docVIP

为什么没对700美元股价苹果做卖出评级 　　身为分析师，你必须比别人更早做出预测，而不是报告已经发生的事实。每个月打一百通电话，每年至少得拜访每个客户一次。一天可能有8场至10场一对一的会议，再加上团体早餐、团体午餐和团体晚餐，还有舟车劳顿。环顾研究部门，我发现，极少有分析师永远正确，分析师的工作中比较重要的是令接触你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股票预测得正确与否反而没那么重要。有一次，和摩根银行的资产组合经理人弗雷德·基特尔（Fred Kittler）会面时，他突然停下来、注视着我，说道：“你做的并不是分析师工作，你从事的是娱乐事业。”该死的，听到这样的话可真伤心，但他说的一点也没错。我们全都在超现实、荒诞不经的赌场里工作。 　　——在《华尔街的肉》里，作者安迪·凯斯勒（Andy Kessler）这样描述自己在潘恩·韦伯投资公司担任半导体行业投资分析师时的经历 　　罗毅认为，未来卖方分析师的发展趋势还是关注公司真正的基本面，看一家公司能不能成长为伟大的企业。 　　2012年9月，苹果股价达到最高点705美元，6个月之后下跌至442美元，缩水了37%。 　　2013年2月8日的《纽约时报》终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上百家投行和研究机构中没有一家在苹果股价为700美元左右时做出“卖出”评级？只有卢森堡的一个小研究所曾在685美元时推荐“卖出”。 　　分析师的重心永远不是个人投资者。散户们最爱追涨杀跌，会被宰，爱抱怨，分析师和他们的公司都不能惹这档子麻烦。早在20多年前，华尔街就已经摸透了这个道理，而中国金融市场开始卖方研究不过10年有余。 　　这些证券分析师受雇于投行和券商。按照任何一个刚入行的菜鸟的想象，他们的工作理应是跟踪分析宏观经济、市场策略、行业和上市公司的发展趋势，为机构投资人提供分析参考。但他们渐渐就会发现这些建议和判断并不重要。 　　因为没有人会永远正确。 　　销售 　　那些精美的分析师报告不会出现在普通投资人的案头。它们堆在手里握着资金的买方机构（比如基金、保险公司）办公室的某个阴暗角落。也许就在分析师离开几分钟后，一份来自另一家券商的竞争者撰写的报告就会压在它的上面。 　　3月中旬，招商证券的分析师罗毅独自到北京出差，连续待了2周。每年3月至4月是卖方分析师最忙的时候，上市公司在此时集中发布年报和一季报。 　　10个工作日里，他拜访了近70家买方机构，有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也有保险、信托。在这2周里，他把自己的观点推销了70遍。 　　已经不是闭着眼就能赚钱的好时候了。 　　在1990年代早期中国资本市场萌芽之初，券商对研究业务还比较重视，从“研究创造价值”的口号中就能看出那个最初的理想。但研究业务并不直接带来利润，在当时坐庄模式的投资风气下，当然输给券商自营部门，研究业务被逐渐边缘化。从2000年开始，行业生态又有了变化，公募基金行业开始快速成长，以之为客户的券商卖方研究和销售机构重回前台。 　　罗毅就在这股潮流下起步入行。2003年，他硕士毕业回国，进入招商证券，他的学业资历的亮点是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学士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硕士，以及CFA二级证书。 　　卖方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其一是因为需求方即买方机构的壮大，另一个基础就是价值投资理念的扩散。这个理念与共同基金投资方式一起进入中国。2003年，以“五朵金花（钢铁、汽车、石化、能源电力及金融板块个股）”为代表，价值投资大获成功，更受追捧。 　　价值投资以基本面分析为基础，立足于发现并买入被市场低估的股票，一直持有直到其价格回到合理水平；其基本信仰是股票价格在短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可以严重偏离基本面，但市场迟早会自我修正，股票价格从长期来看要反映基本面。这也正是卖方分析的立足点。 　　当时的行业共识是卖方分析师应该负责研究公司，而不是研究股票。弄清楚基本面，包括经济走向、行业政策、公司前景，展现为对其盈利及趋势的动态指标的预测。 　　2009年以后，难熬的低谷期到来了。2010年金融股伤了很多机构的心，配置比例大幅降低。市场动荡，价值投资短期内不见成效，又转入衰落，“趋势投资”或所谓的“价值投机”则逐渐兴起。 　　卖方分析师们为了提供市场和客户需要的产品，往往被迫“买方投资人的风往哪里吹，卖方分析师的草就往哪里倒。” 　　罗毅得不停“推销”自己的观点。 　　那2周里，他上午要做2场路演，每场1小时；中午与基金客户吃饭；下午有3场至4场的路演；晚上还要单独约公司或机构做一对一沟通。 　　路演，在罗毅看来，这个词很形象，这的确需要一些“表演”，当你站在客户面前，表情激动、眼神专注、语气坚定地说你对行业或公司的看法，对面的基金经理多少会更有印象。 　　他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甚至在是和客户一起吃饭的时候。这对他是个难得、唯一的黄金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