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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摘要]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等方面。虽然近十余年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研究现状令人担忧，存在的问题不少。今后，研究者应该密切注视出土文献，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借鉴并吸纳新方法，还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关键词]出土文献；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洪树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山东威海26420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072-07 　　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为2001年以来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当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热点之一。然而，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却早已有之。早在1925年王国维就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显然，国学大师王国维注意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其后，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出土文献怀有浓厚的兴趣，纷纷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文学。本文试图对2001年以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状况进行回顾与反思。 　　一 　　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献震惊了当今学术界。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呈现于读者面前。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查阅了2001年以来《诗经》的研究论文，发现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献”的论文就有8篇，至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其他论文，难计其数。在这些论文中，涉及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如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归纳出土文献对《诗经》的作用主要有证、正、增、辨四个方面。李春艳还在《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实践的借鉴意义》中重述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证、正、增、辨四个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五个启示：一是依据故训，不轻改旧说；二是尊重本文，不轻信假借；三是通晓语法，往复求通；四是古代社会生活与古代文献互相发明：五是实是求是，不钻牛角尖。另外，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论文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一文详细介绍了20世纪与《诗经》有关的考古新发现以及《诗经》的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善本重印、校勘、标点、辨伪、辑佚、汇编等）。刘立志在《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一文中依据出土文献，审视了《诗经》学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关雎》诗旨的阐释与接受；二是孔子删诗说再辨证。刘冬颖《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一文认为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论述了出土文献对今本《诗经》考释的补充、出土文献对早期儒家论《诗经》风貌的展示、出土文献对《诗经》与礼乐关系的印证、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史的丰富。于淑娟《（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指出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这一类经典文学的研究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并且对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了具体的评述，认为该书对新材料的搜集较完备，依据出土文献对《诗经》文字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注重其对于文学研究所奠定的基础和引领作用。体现了以文献研究推进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与二重证据法——兼论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互补的二重证据法已蔚然成风，开创了《诗经》注解训诂的新局面。二重证据法的出现完全适应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