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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卡帕与中国抗战情缘 　　台儿庄大战期间，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记录台儿庄战役的惨烈，拍摄了一百多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刊发，并撰文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镇，一个京杭大运河经过的城镇，一次胜利已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初，卡帕和纪录片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以下称费恩豪特）从法国坐邮轮来到中国，开始了他8个多月的中国之行。在他留下的五百余张珍贵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台儿庄的生死鏖战、武汉大轰炸的生灵涂炭、花园口炸堤之后的洪水泛滥……同时他还在武汉采访到了蒋介石，也拍摄到了周恩来，他见证了许多重要的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场景。卡帕来到中国采访抗日战争，弥足珍贵的是他亲临台儿庄前线，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台儿庄战役的照片。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照片和零星的记载，来追记这位伟大的战地记者亲历台儿庄大战的往事。 　　武汉会见蒋介石和宋美龄 　　1938年1月21日，卡帕和费恩豪特从法国马赛登上了“阿米拉”号邮轮，驶往香港。导演伊文思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受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委派，从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到香港。这三个人，是伊文思中国抗战纪录片摄制组的全部成员。虽然如此精简，但伊文思拉来的投资仍不够用。于是，卡帕在为摄制组工作的同时，还要为美国《生活》杂志拍摄新闻照片，由《生活》杂志负担他的旅费。 　　2月16日，邮轮抵达香港，卡帕和费恩豪特与伊文思会合后采访了宋庆龄，随即乘飞机前往武汉。以伊文思为首的摄制组在武汉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向国民政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摄制组得到了一个和蒋介石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会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拿着一个小相机拍照的卡帕。即便是当时已有“纪录片大师”之名的伊文思，在蒋介石、宋美龄的相关传记、资料中也没有被提起过。不过，在这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大量蒋介石夫妇的照片，署名都是卡帕。 　　伊文思即将拍摄的抗战纪录??《四万万人民》成了宋美龄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作联络人，为其提供协助。由于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中美关系，宋美龄对伊文思一行心存戒备，放心不下。伊文思发现，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协助，他还要审查拍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必须经过宋美龄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即便在汉口，他们始终处在被监视和跟踪之中。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毫无进展。而卡帕这时和众多身在武汉的外国记者“混”在一起，有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 　　卡帕穿行于武汉的大街小巷，拍摄了儿童表演的抗日宣传剧，拍摄了德国顾问从中国撤走的过程（德国曾与国民政府有军事往来，日本和德国结成轴心国后，德国撤走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经过了一个多月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周旋，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台儿庄前线取景拍摄。 　　台儿庄前线采访 　　4月1日，卡帕一行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鏖战了半个月。 　　为了顺利完成台儿庄前线的拍摄任务，摄制组在武汉出发时已扩充到7人，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是摄制组固定成员，他们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两个人则是黄仁霖派来的，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杜将军（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军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摄制组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更多的记者，其中有在武汉就与卡帕熟识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等。在台儿庄，爱泼斯坦等人还参与了纪录片的拍摄。 　　4月3日早晨6点，摄制组到达徐州火车站。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4个快要死的平民。“其中一个还在慢慢动”，伊文思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拍摄了到达徐州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他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草图，为摄制组介绍战局。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军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她的军队是团结的”。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台儿庄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轰炸，火车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