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足运动与近代妇女陋俗变革嬗变.docVIP

放足运动与近代妇女陋俗变革嬗变 　　[摘 要]女子自幼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独有的一种习俗，这种束缚女性并戕害女性身心健康的陋俗，有如一个顽固的历史堡垒，曾达千余年之久。到了近代，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伴随着放足运动轰轰烈烈的声浪，这个堡垒开始动摇并最终坍塌。放足运动见证近代妇女陋俗变革的嬗变，回归历史，也是近代妇女在人生轨迹上如释重负与深重苦难的较量。 　　[关键词]放足运动；妇女；陋俗变革；嬗变 　　一、引言 　　在封建社会，城乡女子缠足。妇女缠足后，走不快，站不稳，行动困难，很少参加劳动。封建士大夫们还十分讲究什么“三寸金莲”、“三寸绣鞋”之类的，妇女的美丑以足的大小为审美标准。如放足，就会被人耻笑，被叫做大脚女人，嫁不出去。这种畸形的审美观，给妇女们带来了精神上和肉体上极大的痛苦。本文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了放足运动的发端和具体实施过程，从多视角考察了放足运动过程中审美观念的变化，并在历史审视的基础上对放足运动做了反思。放足运动对中国女性整体解放而言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其对女性自身感受的漠视，与缠足一样，放足对女性尤其是已经习惯于缠足的女性来说或许也是一场痛苦的遭遇。 　　二、“缠足”陋习的近代历史批判 　　缠足是中国妇女独有的生活陋俗，已有上千年历史。它严重的摧残了妇女的身心，使妇女失去劳动能力，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习惯势力。“缠足起源于南唐李后主有宫嫔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珠宝网带缨络中作品色瑞莲，令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于舞莲中，回旋有凌方之态——这实是后世缠足之起源。”[1] 　　清人钱泳注意到，“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户小民，莫不裹足”，“凡女子两三岁便能行走，四五岁间，即将两足一布条阑住，不使长，不使大，至六七岁已成，片段不缠而自小矣”，那时“举世之人，皆沿袭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2] 　　太平天国时期，为了动员广大妇女投入反清战争或从事后方勤务工作，曾严禁妇女缠足，违者斩首。英人呤赞扬??：“太平天国已经废除了妇女缠足的恶俗”，“太平军起义后出生的女孩子全都是天足，这给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使她们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外貌。”[3]这一时期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只是在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内，最终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告终。 　　早期维新派郑观应、宋恕等人希望清政府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着姑仍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着停给诰封。”[4]他们还从妇女教育的角度来解决缠足问题。宋恕指出：“女子多不识字而老死乡里，非但终身未见有不裹足之女，则未闻有不裹足之说，视裹足为世间女子之公法，宜其万不敢犯也。若使识字，游历之风开，则官令裹足，犹降格也。”[5]他们建议：“宜严禁缚足，治以象刑，令各省郡县之间，就近筹捐，广增女塾，分门别类，延聘女师。女子自四岁以上至十二岁为期，皆得就学…此正本清源之要求，久安长治之初基。”[6]但他们的言论并没有付诸实践，影响力有限。但它也是戊戌时期的放足运动的基础。 　　缠足恶俗引起维新人士的强烈关注。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联合开明乡绅谔良首创《不裹足会草例》，号召妇女天足；1895年，康有为和康广仁再度提倡放足，他的几个女儿，如康同薇，康同璧等都是自幼放足的。梁启超特地写了《戒缠足会叙》，为禁缠足造舆论。他指出：“中国缠足，其刑若胫”，是“残忍酷烈，轻薄猥贱之事”[7]，应该严加禁止。 　　1897年4，5月间，梁启超，潭嗣同，康广仁，汪康年等十余人经酝酿讨论，拟订了《试办放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者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入会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上婚娶。”[8]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同年6月30日，梁启超，潭嗣同，康广仁，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设立了放足总会。会址设在《时务报》报馆内。 　　三、“放足运动”发展的历史轨迹 　　放足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就妇女缠足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顽固派，推动了放足运动向纵深发展。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康有为上《请禁妇女裹足摺》，痛陈妇女缠足的痛苦，指出缠足“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消于邻国”。他请求光绪帝下明诏，严禁妇女缠足，“其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违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无官者其夫亦科锾罚，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