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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体育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一) 　　【摘要】新式体育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拒斥和融合，已渗透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对此，有必要对新式体育的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梳理，并从中观测其变化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为新式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探索，明确我国体育改革的方向，使其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新式体育；历史变迁；文化价值 　　“新式体育”是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中国、有别于传统国术的体育运动，当下社会，新式体育更是逐渐走进国人生活，渗透于社会各层面，为中国实现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新式体育”已引入中土170余年，但对此领域的研究却相对狭窄，相关文献资料更是少之甚少，以致对“新式体育”的发展历史缺少系统的梳理，对此，本课题组以时间为顺序，从清末、民国、新中国三大时期着手，追逐“新式体育”两起两落的历史变迁，探索新式体育在不同阶段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从文化学视觉上系统地剖析 “新式体育”的当代文化价值，拓展体育学研究的学科局限。 　　1 导言 　　“刘翔摔倒了，国人心碎了！”“陈一冰错判了，国人愤怒了！”在当下的和平年代还有什么事件能比体育赛事更易触动国人的心潮呢？！第30届伦敦奥运会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兵团承借北京奥运东风，不负国家重托，取得了38金27银23铜的骄人战果，金牌数和奖牌数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成为世人瞩目又名副其实的金牌大国和体育大国，使得国人倍加感动和自豪。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已大大超越了自身的范畴和承载力，是渗透于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良好的选择，使每个生命个体无法回避而乐于其中。体育是民生工程，体育运动是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面对个体生命时需要回应的哲学命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至今人们还难忘2008年北京那动人心弦和无以伦比的奥运情景，无形之中会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比，多少感受到一些落差、失望和抱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及其获得的辉煌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和引进。如果没有新式体育在中国的生根与成长，中华民族将无缘于奥林匹克大家庭。作为清末救亡图存重要手段的新式体育传入中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新式体育传入中国与嬗变的历史轨迹，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正能量效应也十分突显”。我们在为今天的体育成果欣喜若狂的时候，更有必要反顾新式体育的演进史，梳理其成长的脉络和阶段，发掘其作用和价值，探求新式体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为新式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径。所谓新式体育，是指在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匹配而又有别于传统国术的运动项目和竞技活动。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走向分析，并参照近现代部分学者的观点，新式体育的历史分期可总体上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再依据李大钊在《史学要义》中所指出的那样：“其所考察的目的物，不在为活动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与命运，而在人或人群活动的效果”，还可把每个时期划分为若干阶段，“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各阶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2 清朝末期，在救亡图存感召下引进新式体育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强大攻势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耻辱史，体育和教育均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移植中国，它们是作为战争的附带品来到中国的。所以，无论结果怎样，究其源头，其侵略本性是昭然若揭的。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论尚武主义”，均为体育的引入和生长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宗旨是为了“保种保国，救亡图存”。清末新式体育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被动传入时期（1840—1862），主动引进时期（1862—1903），体育制度订立时期（1903—1911）。在这个七十余年的纠结与纷争过程中，体育作为西方泊来的“新生事物”，从开始国人的拒斥，到后来的主动应接和积极引进，直至清末“新政”后的制度确立固化，反映着国人对外来文化心理反应的基本情怀。 　　2.1 鸦片战争之后（1840—1862）新式体育被动传入中国 　　新式体育能够传入中国的途径，肇始于教会学校。也就是说，新式体育与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同根互生，而且依附于新式教育。在西方人看来，通过教会学校“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可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显然，各教派在中国办理教会学校之目的在于培育“以华治华”的领袖人物。教会学校以1839年在澳门筹办的马礼逊学校为开端，学校不只注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注重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其所谓的身心健全的新青年。从1842年起，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土，他们在建教堂设医院的同时，创办各种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