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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天津诗歌中城市想象与变迁 　　中国新诗与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迄今历史尚不足百年的新诗，其发生、发展是与现代中国艰难的历史转型相同步的。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时期，这其中很重要的便是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城市不但是各种资源集聚的中心，也是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必然指归。对于农业文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乡土中国”来说，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作为一种凝聚性和成长性因素，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此种情形，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中所说：“今天的世界体制趋向于一种庞大的城市体制——倾向于更全面的现代化趋势”，“城市改变了整个社会”，乡村“商品化”，农业也“资本化”了。就中国新诗中的城市书写而言，自新诗诞生之初到当下，已经产生了许多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城市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想象，折射出丰富而复??的文化态度与价值认同。 　　就天津而言，其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大致与这座城市在全国的地位是相匹配的，产生了大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也有穆旦这样堪称大师级的新诗代表性人物，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在城市诗的书写领域，天津与更具符号化意义的北京、上海相比或许显得特色不太鲜明，但由于其自身文化发展和城市定位的独特性，仍然呈现了一些自身的特质，值得进行一番考量。天津城市的诗的书写在“现代文学”时期基本是零星发生的，总量不多，而且主要是泛泛地谈论都市、城市，很难说能构成独立的审美对象。这一现象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有所改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城市”并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和独立的审美意义。即使有一些关于城市的诗歌，在写作规范上也是受到严格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其“政治性”远远大于“文学性”。而在“新时期”，诗歌的生产力显然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载体，受到越来越多诗人的观照和书写。 　　天津在“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大潮中，出现了如蒋子龙这样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家，而在诗歌领域，同样有类似的探索。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前期，冯景元写作了大量的工业题材诗歌尤其是“钢铁诗”，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权威报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冯景元的这类诗大多激情澎湃、热情洋溢，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红火景象，有着粗犷、豪放、大气、阳刚的风格。在这里，工业、钢铁无疑是对于城市、对于社会生活的描述与认同，也是对于现代化的一种想象。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之后，步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轨道的中国燃起了对于现代化的巨大热情，而经济建设、工业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楼大厦、人头攒动、激情满怀、高歌猛进成为人们对于现代生活、城市生活的一种典型认知。与冯景元类似，诗人白金在这一时期也写作了大量的工业诗歌、工厂抒情诗，并结成专集《五月原野》、《爱的呼唤》等。白金的这些诗主要是反映新时代、歌颂建设者，同样表达了奋起直追、阔步前进的时代性情绪，如其诗歌《天职》所写：“绝不能再盲从那些空头政治，/不能再容骄夫，惰子，白痴。/什么是我们铸铁工人的天职？/火，让生命之火在宇宙飞驰。”这里面显然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同样反映了出现变革的可能性、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城市想象而言，城市主要是一种正面的、作为精神归属和价值依托的文化空间，它更多是一种单向度的存在，这也是与1980年代前期国人对现代性的单向度向往与追求的时代“共名”相一致的。 　　“新时期”文学的确经历了一个如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所说的从“共名”到“无名”的过程，简单地说，是发生了由主题突出、特色明显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转变。就天津当代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而言同样如此，“新时期”之初是现代化之旅的“重新出发”，这一时期人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单纯而热情的想象，“城市”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代表了发展的方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本身也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人们此前的乐观不可避免地会显示出某种盲目性，这时，对“现代化”的反思便会随之出现。此外，对“现代性”的反思本身也是现代性的内涵之一，这种反思无疑会赋予现代性书写更为复杂和多元的视角。故而，关于城市的书写在更为晚近、更为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呈现了更多的向度和更复杂的内涵。如果说此前对城市文明的歌颂、向往是一种“主流”的话，那么现在却主要是以对城市文明的怀疑、批判、疏离为主了。王丽华的组诗《三代人的春天》写了外公、父亲、“我”三代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城市”代表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城市同样是一座围城，而今，“城市接纳了我，我仍感到孤单/夕阳照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我却找不到可以喘息的瞬间”，“在这里发芽，却不能在这里生根开花”，这种感受应该说是颇具普遍性的。而在朱春生的《骑牛走过城市》中，直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