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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影响研究 　　摘 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深度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自贸区战略中的必然选择，其中探讨和测度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及协调成本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将视角集中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否带来了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回应了这些问题，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在测度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集聚现状的前提下，建立了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了自贸区进程的产业集聚进程和结果，并采取了倍差法证明了相关结论。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东盟自贸区这种小国先发的组建模式有效推后了“核心边缘”模式的形成时间，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内部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冲击，但总体上自贸区建设还是加速了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最终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的可能性较高，自贸区深化发展中需要加强成员国政策协作，以应对不对称冲击的出现。 　　??键词 中国东盟自贸区 产业集聚 发展不平衡 空间经济学 倍差法 　　引 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于2010年1月1日正式成立，作为中国组建的第一个自贸区协定，在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TPP的出现加速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杂程度，也给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深度一体化”进程，并以此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发展方向最大程度保留在“10+6”框架内，已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但正如克鲁格曼对欧盟在深化发展过程提出的担忧和质疑，认为深化发展自贸区建设，尤其是在统一货币政策之时必须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和成本的提升。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会激化各成员国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形成，从而加大各国需求不对等冲击发生的可能性，深度一体化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治理及协调成本（Paul de Grauwe， 1997）。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发展中必然也会遇到，而中国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大市场国家最有义务和能力提供相应公共产品以应对这些问题，必须全盘考虑和测度深度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之间产业集聚及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风险上升，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因此，研究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发展中的产业集聚及发展不平衡问题，具备较好的现实研究意义，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今后中国东盟自贸区能否顺利深化，以及深化过程中各成员国的战略选择方向。 　　伴随着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化，自贸区的产业集聚相关理论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由于空间经济学和新兴贸易理论对自贸区产业集聚过程有着较好的解释力度，理论界在此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空间经济学模型以及企业异质性假定运用到相关命题的探讨，包括深度一体化所导致的区内国家产业集聚成因、宏观层面的生产转移和投资变化、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路径和福利分析，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对策建议等。迄今为止，有关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的研究文献主要有 Puga Venables （1997）、Forslid et al. （2002）、Monfort Nicolini （2000） 、Alonso‐Villar （2001） 、Paluzie （2001） 、Crozet et al. （2002） 、 Behrens et al. （2003， 2007a， 2007b）、Baldwin et al.（2003）、 Moncarz （2004） 、 Brülhart et al. （2004）、Amiti （2005）及Storper（2010）。其中大多都借用了自由资本（FC）模型和自由资本垂直联系（FCVL）模型来研究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聚问题。与其他空间经济学模型一致，自由贸易区的空间集聚研究也是借用集聚力和分散力来看经济集聚的区位选择，以及带来的后续影响，但更注重集聚力的分析。在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中，自由贸易区会带来生产转移效应（Baldwin，1996）、本地市场效应（Baldwin，2002）、“多米诺骨牌”效应（Baldwin，1997）和“轮轴”效应（Krugman，1993），都得到了理论支撑。这些研究都指向了这样一种逻辑，即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区内贸易等领域更高的自由度，进而带来产业往区内集聚，引发成员方投资流向及流量的变化；但同时因为各成员国市场大小不一致，本地市场效应导致的产业集聚程度不一样，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常发生，并让各国看到了尽早成为自贸区成员获利较多的示范效应，最终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轮轴”结构的产生。实证方面，由于缺乏微观数据，同时难以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以精确度量自贸区的产业集聚效应，相关研究文献较少，例如东艳（2006）、A.Tekin-Koru（2008）以及Hartmut Egger et al.（2008）等，均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自贸区能够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