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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 　　[内容提要]本报告认为，中国人均产出在过去的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但从生活满意度即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看，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家基本一致，呈现出u型走势。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4倍的同时，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出现相应的提升。报告分析认为，中国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与失业率升高、社会保障网络解体以及收入差距扩大有关。 　　[关键词]经济增长 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变化趋势，并且比较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为了支持我们在主观幸福感上的研究结论，我们利用了中国和欧洲转型国家的证据来分析可能的因果关系。 　　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将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且经济增长率越高，人们增加的幸福感就越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用来分析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增加之间的关系了。在过去20年里，年均8%以上的GDP增长率是中国转型成功最无可争议的标志。在1990年到2009年之间，以不变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GDP和消费至少增长了4倍。 　　这里用于探究幸福感的手段是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和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Fitoussi）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所推荐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设计是：“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在内，你对你最近的生活有多满意？请用1—10之间的数字来回答，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 　　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是衡量幸福感最好的单一指数或者综合指数，但我们对通过问卷的方式研究快速变化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产生了极大兴趣。 　　之前关于中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莫衷一是，认为生活满意度下降、平稳或上升的研究结论都存在。希尔克·布罗克曼（Hilke Brockmann）等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转型中下降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变化，但也不排除有下降的可能性。两份盖洛普咨询公司的报告得出了生活满意度维持平稳的结论。同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还有来自约翰-奈特（Jo—hhn Knight）和拉曼尼·古那提拉卡（Rama—ni Gunatilaka）的研究。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份报告验证了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的结论。 　　研究生活满意度的中国本土研究机构也在增加，但是其研究集中在从时间维度进行的比较研究上。中国一流的调查公司之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做过许多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其中就设置了生活满意度的问题。这些数据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每年的蓝皮书里，尽管如此，其中尚无关于长期生活满意度的讨论。 　　这些研究都不成比例地倾向于城市。在此期间，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收入增长要快得多。这样，尽管生活满意度数据主要基于城市调查，但由于经济增长实际上也更多集中于城市，因此将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比较也还是可行的。在我们研究的数据中，除了一个数据系列之外，用的都是全国性的完整数据而不是某个单一城市的数据，这样可使我们的样本尽量遍布整个中国。 　　我们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Survey）为基础，利用社会经济状态（SES）分类来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的研究中，问卷调查的受访者根据其收入高低被大致分成了三组：上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下等收入阶层。 　　针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研究有点像在做拼图游戏。典型的情况是，极少能得到有关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或者可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但同时零碎的数据又非常丰富。经济史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零碎的数据，经过估量之后看能否将它们还原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一、研究结论 　　（一）长期走势 　　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1990年开始到2000—2005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随后出现回升，整体上形成一条u型曲线。尽管要想精确地比较这段研究区间内的生活满意度是不可能的，但这段时期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看起来没有提升，或许还有所下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明显存在一个沿着u型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而该调查的系列数据的时间跨度是最长的。 　　在所有具备2000年之前的观察数据的系列调查（包括世界价值观调查在内）中，2000年之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2000—2005年这一低谷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同样，2005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