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之争.docVIP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之争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西化”的经历，一次是东汉末年的佛教东进，一次是“五四”后传来马列。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西化”，并非对方的强加与侵入，都是国人自主选择与引进的结果。 　　夹在这两次大规模“西化”之间，明清之际，西方的耶稣与科技进入中国未及成为气候，却已遭顽强阻击。佛教东进虽也遭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灭佛”，天下名山仍然“僧占多”，耶稣与科技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书，斥汤若望西洋新历法十谬，尤其是选择顺治帝皇太子荣亲王的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顺治十五年荣亲王病死，两年后，其生母董鄂妃病逝，又136天后，顺治帝驾崩）。清初守旧势力乘顺治驾崩、康熙年幼的空隙，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力挫以汤若望为首的天主教与历法学。汤若望以及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等钦天监官员（天文学家）被判处斩，后因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发生地震，于是改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但李祖白等五人依然惨遭杀害。后来康熙帝亲政后决定对该案进行平反。这就是清入关之初发生的“康熙历狱”。 　　杨光先：向西方文化“风车”宣战的儒生 　　康熙历狱的始作俑者是杨光先，这个对外部世界懵懂无知，对固有文化抱残守缺的儒生，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弱的帝国老马，戴着一顶破了洞的士林头盔，手持一柄生了锈的儒家长矛，在王朝的余晖里，向着他根本不了解的西方文化风车宣战。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以“正三纲、守四维”的忧患意识，多次上书朝廷，先后撰写《辟邪论》《请诛邪教状》《摘谬十论》等文章，对西方历法口诛笔伐，成为反对外来文化、抵制对外开放的先驱。 　　这些文字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然而，杨光先的论述却是庄重且认真的。比如，他如此理解耶稣：“天主耶稣谋反于如德亚国（今以色列），事露正法，同二盗钉死十字架上……”“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他如此质疑十字架：“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刑具考之，实凌迟重犯之木驴子尔。”“凡皈之者，必令粘一十字架于门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号乎？”他如此否定天文望远镜：“日月食于天上，分秒之数人仰头即见之，何必用彼教之望远镜以定分秒耶？不知望远镜有展小为大之异，废目用镜，中夏之士大夫落其术中矣！”无知者无畏，可见一斑。 　　在较早的欧洲文明中，大地是圆球体已是人们的共识，并为17世纪初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所证明。然而，活跃于17世纪下半叶的杨光先仍然抱着“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陈腐谬见，对这一科学常识予以嘲笑与攻击。不过，他攻击的“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上下四旁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这一说法还是符合事实的。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上面的人站着，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趴在墙上横立壁行，或在楼板之下倒立悬挂？自然法则，水往低流，难道汤若望见过海水倒倾而不下淌？中国人在地球上方，西洋人在地球下方，果真如此，岂不是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也非人类了（“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甚至还有地球上下人们只能“脚心相对”、大地重压之下人们只能“为鬼为泥”的无知妄说。他不怀好意地揣度，汤若望宣称“大地球体说”，“明谓我中夏是彼西洋脚底所踹之国，其轻贱我中夏甚矣！” 　　杨光先“扳倒”汤若望，有两条致命的理由，其一，清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向新皇献上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准确预测了当年八月初一发生的日食，取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决定从顺治二年采用汤若望编纂的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拜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杨光先设身处地为清廷争名分、争正统，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咬住《时宪历》封面的“依西洋历法”做文章，指责汤若望以此五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其实质是以西洋文化“苗裔我君臣，学徒我周孔”，在政治上否定大清的优越性，在文化上贬低中夏的正统性，反映了“姓夏姓洋”、“姓中姓西”的尖锐政治斗争。从这点看，杨光先堪称争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隔代鼻祖。为达目的，杨光先滥加比附，竟称汤若望欲以此实现“伏羲是彼教之苗裔，‘六经’是彼教之微言”的险恶用心。 　　其二，杨光先抓住汤若望“进二百年之历”作为要害。他的确研究透了大一统的皇朝心理，乃上书朝廷，称汤若望向朝廷进200年之新历，此举绝对别有用心，指责汤若望意在诅咒刚刚定鼎的新朝帝业不永，国运短暂，“其罪曷可胜诛！”他无视《时宪历》中有《永年表》，也无视其疏略中本有“本朝历法，度越前代，为亿万年历数无疆”的说法。在此问题上，没有什么比有所选择的“政治正确”更正确的选择了。杨光先以布衣之身，对朝廷如此设身处地，可谓比起一些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