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方与国家视域中“海洋”.docVIP

明清地方与国家视域中“海洋” 　　摘 要：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海洋”抑或海上活动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视域内从未一致过，尽管其紧张关系中也存在着妥协和平衡。明清时代，内陆立国的帝制政权出于防卫、社会安全和结构、体制稳定的需要，在海洋政策上采取了保守的国策，但于具体战略上却多有变更，并且时而出现松弛和失控的情形，从而与源于经济、市场动因的地方要求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这种紧张在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特别显著。明中期的倭患突现了明初海禁政策的痼疾，而明后期的弛禁甚乃放任主义主要是迫于来自地方利益的顽韧要求，于是与地方出现了某种调试和交集，从而有利于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经济楔入开始连为一体的世界市场链条。但清代强有力的国家控制，在强化法定海上贸易与沿海、近海生产、航行活动的范畴内，有效地限制了“海洋”的空间，达到了内陆帝国思维内最为理想的格局，但却由于外部世界的骤变，也即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占领，终于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包括海洋政策在内的帝国体系的崩溃。 　　关键词：明清；国家视域；海洋；江南 　　作者简介：孙竞昊，男，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区域和城市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141-10 　　《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雅布兰等残题本》载有康熙元年（1661）三月“王吉甫等违禁下海、私贩洋货案会审”的案例，情况大体如下： 　　王吉甫，三十一岁，绍兴府会稽人，伙同处州、杭州、湖州以及广东、四川等地的32名商贩“不思海货严禁，冀图置买嗜利”，于1660年从福建走私“海货”，贩运到浙江，在台州被稽查到“洋货百担”。在刑讯中，提审官员申令：“海逆未平，海禁森严，屡奉俞旨，片板不容下海。”提到沿海各处各层布防：“严饬申禁，并拨官兵于海口要津昼夜堤防，不时盘诘，仍悬赏缉拿，务期奸宄绝迹，以靖内地在案。” 　　王吉甫招供：“自去年十一月初九日，有绫十匹，从绍兴起身到蒿坝。十二日到嵊县。十五日到天台。十六日到大石河头。十八日从山里小路到海??下船，带有绫十匹，每疋卖银三两。同船共三十二人……”其他案犯同伙的交待相近，提到昼伏夜出，挑选“山里小路”，“不敢上岸”；“要到杭州发卖。” 　　海外交易的日本目的地是长期作为中日交流桥头堡的长崎：从“平阳下船过东洋”买卖。输往长崎的货物主要是“（湖）丝”、“绉纱”、“轻 ”、“绫”、“药材”等。在长崎卖得银两后，购买草药、海产干货、香料、皮革等日本产品。往返平阳—长崎之间的“船主王自成”没有到案[1]（丁编第3本，P258-259）。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简单信息：（1）清初朝廷实行森严的海禁政策，沿海各地政府严密布防稽查。而商贩为厚利所诱，铤而走险地进行走私活动。（2）在当时江南沿海的外贸中，与日本的贸易密切。（3）浙东商人与沿海闽、广甚至内地商人结合成走私集团，有着明确的合作规则和沿海及内地之间的走私路线。中国商船承担了远洋运输任务。这些信息不仅反映了清初海上走私贸易的一般现象，而且作为众多类似案件中的一例，也透视出明清时代涉及海上活动的带有普遍性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当时的国家体制、政策与地方民间诉求在海外贸易、海上活动抑或海洋问题上的纠结。 　　在经历过蒙元时代的异族统治后，明初统治者致力于重建传统中国王朝的域内秩序和天下体系。明太祖在承续“天下观”的同时，务实地处理与域外民族和政权的关系，与军事积弱之两宋时代采取的国与国关系的规则有些相似。明成祖时曾一度雄心勃勃地向外扩张，但太祖体制作为“祖训”没有被颠覆。 　　1.天下观、边境政策与朝贡贸易 　　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对外关系被置于以中原朝廷为天下中心的朝贡体制内，纵然存在冲突与和亲的不同处理手段以及彼此地位的消长乃至对换[2]。无论是常态下还是非常态下的边境贸易，无论从动机上还是从效果上，在中原朝廷看来都服从于非商业性“厚往薄来”的朝贡理念和管理需要，不仅贡使得到优厚的赏赉，其所带私物的交易也常常被免税，所以本质上没有以关税盈利当作财政大计1。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来说，涉外贸易地区的商贾在与外族的贸易中常常能牟得高利，这是出于与朝廷不同的动机。 　　按内陆农业国家的思维，海洋通常不是财富或国家赋税的常规来源，特定区域的海上活动受到制约和限定2。但唐宋以降，中国的海洋贸易急剧壮大，而且在某些时期如南宋时，政府成功地征收了来自海上活动的高额关税3。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也得以提高和多样化，这可以成为国家意志与区域利益的交集4。总体而言，在传统的统治者的眼里，海外贸易还是朝贡体制下“天朝上国”宗主对番邦的“恩仁”、体恤、优容。 　　2.明初朱元璋凝固域内及周边的农业国家体制 　　“锐意复古”的明太祖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