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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学价值与陷阱 　　摘要：生态伦理学是在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下生长起来的，它遗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格。其对过度工业化和技术意识形态、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潮等的批判具有实践价值。但我们能够接受的只能是一种弱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对“人与自然的等差式道德关联”的承诺，而不可能是任何非人类中心主义。“等差式道德关联”意味着人是永远的、当然的主体。生态文明决不意味着人的空场，而只是意味着人的真正解放，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彻底和解。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自然权利；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085-06 　　伦理学的职责是考察人际道德关系的普遍法则，即孔子所谓“礼”，和宋儒所谓“天理”，或西方哲学中所谓“道德的形而上学”。这种伦理学是属人的，人具有唯一实在的主体性（“上帝”或“天”作为这种主体性的终极依据不仅只是预设的，而且必须被人格化，即同化为属人的才有意义）。当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之时，他的伦理学显然是排除了动物权利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说，“未经慎思的生活不值得去过”，他指称的生活当然是人的生活，因为动物只是自在，没有自由，动物既不会慎思，则没有生活可言。亚里士多德区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其实都是人的哲学，他的伦理视野中也没有动物的身影。 　　如果动物的权利尚付阙如，那就更不用说植物的权利、或者非生命存在物比如土壤或河流的权利了。即使释迦牟尼，轴心时代最为悲悯的思想者，他的“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分类中，也是不包括植物的。四生“胎卵湿化”，均为“有情众生”，植物且无情，何况泥土？可见，一切非“有情”生命的自然物都是无需伦理学或宗教予以讨论和关怀的。 　　但这种理所当然的伦理学准则上个世纪受到了一种激进思想的挑战，那就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对于工业革命严重生态恶化后果的解毒，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诉求是将人类对于道德与正义的考量推广到整个自然界，要求把人视为自然界一个平凡的部分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特别显要的部分，从而呼唤“自然权利”（“动物的权利”，或者“荒野的权利”，或“一切自然物的权利”），或者“生态正义”（“生态善恶”或“生态良心”）——这种思想比释迦牟尼的“众生平等”走得更远。 　　随着环保意识的普遍觉醒，生态伦理学在国内也已渐成“显学”，它的诸多理念，比如动物权利说、代际和种际正义说、人类对于自然的义务说等等，可能在学理上是否具有充足的合法性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在生活实践中日益深入人心则已成为一个坚硬的事实。有人还认为生态伦理学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说明。如果理论总是诞生于实践的逼迫，如果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离不开生态伦理的学术自觉，那么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如火如荼的当下，仔细辨析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诉求及其价值正当性，当然也包括指出其思想陷阱，就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了。 　　一、合法性问题：逻辑完备性 　　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关键在于它有否自己专属的问题域，即它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生态伦理学对此质问可能的回答是：它专注于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因而和仅仅关心人际道德的传统伦理学区别开来。生态伦理学并不打算从伦理学中逃逸，它依旧是伦理学，但由于它开创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具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完全合法性。 　　但这个回答不会让反对者们感到满意，他们还要问：道德关系是否预设了关系双方的对等权利与义务？如果是，人对自然的权利如何可能实现？即是说，“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能够成立吗？ 　　这个追问的核心设计，在于认为一方权利的实现依赖另一方义务的自觉履行。或曰另一方权利的自觉让渡。如果另一方不可能自觉（一棵树如何自觉？），那它就称不上履行义务，则一方的权利无法实现，因此“道德关系说”不能成立。即使我（作为一方的人）确实砍伐了一棵树（作为另一方的自然）并因此受益，也不能认为一棵树让我实现了某种权利，而必然只能是某个机构、政府或集团，或某个他人（总之只能是人，政府或集团也由人组成），才能让我实现某种权利。人和任何非人的自然物，无论有情无情，均不能构成道德关系。 　　必须承认，在传统伦理学的逻辑框架内，这个追问不能有效回答。在传统伦理学看来，人是唯一的道德主体，人和一切非人的自然存在物之间只有单向度的利用和征服，双方不能构成对等的道德关系。道德源自“应该”，即某种理想状态和某种自律，道德律仅仅适用于理性人类，而非人的自然存在物仅仅适用自然法则的统治（谈论野猪“不应该”破坏庄稼没有意义）。人类对自然存在物当然也可以具有爱惜之情和培育之义，但这种爱惜和培育只是因为自然存在物的有用性，即视其为现实或潜在财产的某种功利性爱惜或培育。农民可能非常珍惜其豢养的家畜，但在生态伦理学发韧之前，不会有人要求农民禁绝对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