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苦难与希望共存非洲大地.doc

乌干达苦难与希望共存非洲大地 　　在圣诞节的休整之后，我再次出发去了芝加哥、布鲁塞尔、基加利，最终到了恩德培。从恩德培出发，又驱车前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在坎帕拉度过了几个晚上之后，我随姨妈Sherry和她的好朋友Tonino，花费了七个小时再次到达了阿鲁亚。 　　阿鲁亚位于西尼罗河流域。一路上，我不住向窗外望去，注视着窗外的景色。这一段的旅途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最难忘的：第一次从机场出发穿越一个国家，也是第一次看见一个新奇的地方。整个旅途在我面前展开，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我去期待，目之所及都是全新一片——这些都是无法重来的美妙时刻。在我享受这美好时光中飞速逝去的每一秒时，我让思绪尽情四散。乌干达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我曾看过的一幅幅照片那样：妇女们头顶装满食物的大篮子，背上背着她们的孩子，四处散落着茅草屋和香蕉树。 　　车子终于到达了我住的地方，也是我即将开始工作的地方，帕西斯无线电站。帕西斯无线电站是Sherry和TonIno开办的一个天主教无线电站。我的姨妈Sherry在乌干达已经住了20多年，Tonino则住了40多年。这个地方24小时戒严，晚上有守卫犬巡逻，还环绕着一圈装有倒钩的电网。尽管看起来很吓人，但其实这个地方很安全。除了一些小偷，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需要小心防范的。 　　我住进了我的新房间，装上了我在坎帕拉买的微波炉。这是从南非进口的，所以插头与插座并不相配，必须要调整以后才能使用。SherH询问无线电站的一个技术人员是否能把微波炉修理一下以便和乌干达的插座相配，他满口答应。一会儿，他回来说已经修好了。但是当我回去看，根本没有修好，看上去甚至点都没动过。另个技术人员进来解释说前一位其实根本不知道微波炉是什么东西。我感到很奇怪，然后问他“那你能修吗？”他回答说：“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也根本不知道微波炉是什么。这里的人虽然很善良，但是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诚实或者说不怎么愿意透露实情。 　　我第一次去镇上的时候，就意识到当地人对我的外貌是多么的好奇。因为我是白人，所以显得非常突出，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在做什么，每个人都盯着我看。当我???过的时候，孩子们；中着我喊“moondoo”——当地人口中的“白人”。其中有个男孩子看着我，眼里充满好奇。他慢慢走近我，然后摸了摸我的手，检查了一会儿，走开了。这些孩子们常常想要来摸摸我的皮肤，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感觉，或者这种奇怪的肤色是不是可以擦掉，让我觉得既滑稽又可爱。 　　到了小镇上，我去食品超市买水果和蔬菜。有很多食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我停下来询问。摊主回答：“500。”这当然不是食物的名字而是价格。于是我再问：“但是它叫什么呢？”她的回答还是样：“500。” 　　“它叫什么？” 　　“500。” 　　“它是水果还是蔬菜啊？” 　　“500。”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说清楚，我拿起了旁边的一根香蕉：“这是香蕉。”然后我又拿起了那个不明物体：“这是什么？”摊主还有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我知道现在他们听懂了。他们用卢格巴语告诉了我名字，当然我很快就忘记了，但是至少我终于和当地人一起笑了一回，在笑声中开始了我在阿鲁亚的生活和工作。 　　我第一天在无线电站工作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听懂当地的口音以及熟悉当地的文化，这是两项我一直在提高的技能。在乌干达，有超过50种的当地方言，但是英语是官方语言，而且在学校开设课程。广播站用几种当地的语言以及英语播报，员工们工作时则用英语交流，但有时候我仍然需要一名翻译。他们说的很多短语我都不明白，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 　　“你看上去真聪明。”有人第一次用smart形容我的时候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戴着眼镜，看上去很学生气。但是，他们的意思却是吸引人的，所以他们确实是在夸奖我十分可爱。 　　有天我去工作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走丢了。”我纳闷“在这里我能看见我的房间，我怎么可能走丢？”我犹豫又迷惑地回应了他。“啊，哦，好的。”我微笑着，心想万一这是一种赞美呢。我在Sherry的办公室停下，问她：“当地人说‘你走丢了’是什么意思呀？”她大笑，然后把它翻译成了美式英语：好久没有看到你啦。 　　“你长胖啦。”还有一天早上，我的同事笑得很灿烂地跟我说，好像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样。我来自一个有着荒诞数量超重和肥胖者的地方，所以这句话是一种无礼的攻击。从他的神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冒犯，但是我究竟应该怎么回应他呢？我已经完全不知道符合社交礼仪的回应该是怎么样的了。我应该说“谢谢你”吗？我能做的也就只有微笑了。最终，我一个在这里住了两年的美国室友兼同事告诉我，在乌干达文化里，胖是种赞美。我被这出乎意料的解释逗笑了，看来没有背后的文化解析，语言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们倾向于把这种特有的语言叫做“东非英语”，我同意，因为它确实